尽管马克龙频频高喊“欧洲振兴”的口号,但欧洲的脆弱与内部分歧,使欧洲国家目前难以形成一股能够制衡美国外交的统一力量,让掌握欧洲经济命门的特朗普,感到在美国国内选票面前,纷乱而模糊的欧洲声音显得无足轻重。
就在马克龙访美前夕,Politico杂志将马克龙视为“新自由世界的新领导人”。西方媒体与政界普遍看好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大国,并将其视为平衡美国外交的重要力量。
然而,马克龙前脚刚走,特朗普随即调侃巴塔克兰恐袭与伦敦持刀暴力事件,用肢体动作模仿袭击民众场景,表现出对受害者及欧洲国家的不尊重。在伊朗核问题上,特朗普迟迟不肯松口,并于5月8日宣布撤出伊朗核协议,标志着欧洲斡旋的彻底失败,也表明特朗普对于欧洲施压的无视。
欧洲积极斡旋,既是担心伊朗核协议谈崩可能引发中东地区冲突升级,其外溢影响或将加剧欧洲难民危机等问题,也是希冀通过游说特朗普调整对外政策,发出“欧洲好声音”,提升欧洲诸国的国际话语权与影响力。
其次,迫于严峻的内政压力,欧洲主要国家在外交方面显得力不从心。在法国,由于马克龙执政一年来在教育、劳工、司法、运输等方面的改革,大幅度削减了劳工福利,引发将近30万人大罢工。民调显示,截至4月,近六成法国选民对马克龙不满,大大制约着“小清新”总统施展政治活力。在德国,历经五个月组阁艰辛的默克尔,饱受国内政敌掣肘,外交方面趋于保守和低调,对法国提出的推动欧洲一体化方案不温不火。
一定程度上,欧洲斡旋的失败,与其游说美国过程中游移不定的模糊立场密切相关。例如马克龙访美期间曾表示要促成某种“新协定”的达成,又如默克尔在与特朗普会谈三小时后,声称目前核协议的条款确实“还不够”。欧洲一面向美国施压、一面不断为特朗普找台阶下的暧昧态度,反而助长了美国的气焰。
因此,纵然欧洲国家在诸多事宜上同美国争论不休,但终究还是难以摆脱紧跟美国指挥棒的“宿命”。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马克龙尽管在上任之初,就强调军事手段无法解决叙利亚问题,并多次指责萨科齐军事干预中东的“重大错误”,却仍然于4月加入美国轰炸叙利亚的行动。这给了白宫一种印象:无论欧洲盟友反对声浪多高,最后仍不免屈服于美国。
(作者是剑桥大学政治与国际研究系博士生)
事实上,从2017年以来,欧洲外交一直摇摆于两种态度。一方面,在特朗普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向北约成员国讨要军费的背景下,欧洲诸国日益强调其外交独立性,以减少白宫“美国优先”政策对欧洲利益的损害。另一方面,欧洲主要国家并不情愿和美国对立,伦敦与巴黎甚至争夺美国“第一盟友”,主要是担心他国与美国亲近会减少本国的优势。
首先,尽管2018年欧元区经济增长显著、通货膨胀有所放缓,但总体经济形势依然脆弱。目前由特朗普引导的贸易风波击中欧洲经济软肋,并产生溢出效应,导致欧元区投资者信心指数达到2017年2月以来新低。鉴于美国曾经任性抛弃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 欧洲担心美国真会在6月1日后取消对欧洲钢铝关税的豁免。在此背景下,欧洲诸国不得不暂时将外交原则置于次要地位,避免激怒特朗普所带来的经济风险。
笔者认为,近来英法德的摇摆态度与斡旋失败,均凸显了欧洲外交的无力感。归结起来,欧洲的外交困境源于下列因素:
更重要的是,欧洲内部一盘散沙,难以在较长时段保持一致的对外政策。当前,英国脱欧谈判还在僵持,而英国脱欧所带来的后遗症已经开始显现。由于英国退出,欧盟面临巨大的预算缺口,不仅引发成员国之间关于资金分配的激烈争论,也使欧盟国家经济差异进一步加剧。
荷兰、奥地利等经济富裕国家反对增加欧盟预算,而匈牙利、波兰等欠发达国家抗议欧盟以司法改革不到位、食品标准不过关为由,限制针对中东欧国家的资金援助。此外,由于欧洲诸国战略利益各不相同,其对外政策常常出现不同声音。例如在钢铝关税问题上,严重依赖对美出口的德国以避免贸易战为宗旨,愿意对美国做出更多让步。相比之下,法国则主张采取更为强硬的措施。4月底,爱丽舍宫发表声明,呼吁欧盟准备好以效率和速度做出反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