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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须简单回顾过去五年中共的政治生态及十九大的人事博弈。习近平以“雷厉风行”的反腐和治党，开创了中共政治的新生态，而王正是反腐的“掌舵人”。他将反腐变成对习个人效忠的“武器”，从而深得后者信任。在某种程度上，王是中共寡头集团中仅次于习的事实上的“二号人物”。当然，这也使得他树敌众多。其政敌无疑会利用十九大的机会狙击王。十九大人事布局的一个关键变量，就是王的进退问题。在会议之前，外界都猜测王是否会打破中共政治局常委任期的“七上八下”规则，留任常委，最后博弈的结果是，王全身而退。
现在，王成为人大代表，表明这些传言并非空穴来风。由于王不是中央委员，他不可能担任中央委员才有资格担任的党职，故只能出任国家职务。副主席和监察委主任是两个备选。相对于监察委主任，王最有可能出任的是国家副主席。
如果到此为止，王的政治生命似乎结束，和多数中共退休元老一样，过着含饴弄孙、颐养天年的退休生活。然而，王就是王，在其卸任后，一举一动仍然受到外界高度瞩目。十九大后不久，王会见特朗普的前首席幕僚班农，被外界解读为习要借王向美传话，同时认为这是王将要在幕后发挥影响力的证明。此外，有关王将出任国家副主席或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的说法也不胫而走。
中国聚焦
概括起来，对王岐山“复出”中共政坛，可以得出以下几个基本结论：
中国的国家副主席是一个荣誉性职位，协助主席工作，自身没有独立职权。要在这一职位上发挥作用，端赖于看“谁”做。在十九大的退休元老中，习近平独选王岐山做自己副手，可见习对王是放心的，会放权于王，让王在这个位子上大显身手。换言之，王将利用国家副主席的平台，去做习近平委托之事。
中共政治局常委任期的“七上八下”规则，已经形成刚性约束力，具有很大的稳定性，强势如习近平，也不能轻易将它废除。如若废除，政治代价太高。
在中共政坛上，除了习近平，大概再无第二人能够像王岐山那样引起外界的关注和猜想；即使退休，社会影响力也无消减。
作者是中国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王岐山对于习近平的重要性超出外界想象。
1月底，王岐山的名字出现在湖南省第十三届国家“立法议员”的名册里。这暗示他在今年3月召开的全国“两会”（中国全国人大会议和全国政协会议）上，将会担任重要职务。此前，即中共十九大后，海外一直传说王会于“两会”后出任国家副主席。
未来五年有王岐山的鼎力辅佐，估计中国的政局发展会比较顺利，政治转向的可能性不大。
习近平可能并非不想破“七上八下”规矩，但阻力太大，转而求其次，破国家副主席的规矩，阻力就小得多。虽然政治局常委的“七上八下”规矩不是中共党章规定的，只不过是党内高层达成的一个人事安排“潜规则”，但由于该规则历经三届15年的运行，在党内高层具有很强的共识和约束力，所以要废除它并非易事。相对来说，由于有前述王震的先例，破国家副主席的规矩就容易得多。事实上，宪法对谁当选国家副主席并未有特别规定，只要是中国公民，满足年龄在45岁以上、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条件即可。故严格来说，王被安排做国家副主席，是符合宪法的，这样一来，反对者就不能从法统和程序上反对。
在某种程度上，习王形成了一种“命运共同体”，王的“复出”破除了外界一些势力释放的习王不和信号。习要用王来达到某种特定之目的，这可能是推进改革，也有可能是处理中美关系，还有可能是拆除国家债务危机，或者这三者的集合。
但这样一来将打破国家副主席由中共政治局委员或常委担任的“惯例”。虽然宪法并未规定国家副主席必须由中共党员担任，但除了在江泽民前期，出于统战需要，安排荣毅仁这个党外人士做过一届国家副主席外，改革以来的多数时候，都是由中共政治局委员担任此职务，其中，胡锦涛、曾庆红、习近平在做国家副主席时，还是政治局常委。由未有党职的王出任国家副主席，也就打破了多年来的惯例。既然如此，为何在十九大上还要安排王退下来？因为既然都是破“规矩”，让王打破政治局常委任期的“七上八下”规矩，不是对习更有利吗？倘若不想破该规矩，为什么就要破国家副主席的规矩呢？这看起来很冲突，不合常理。
王是否任国家副主席或其他职务，暂且不论，但中共退休元老转做全国人大代表的，改革以来鲜见，仅有被称为“王胡子”的王震一人。后者时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88年出任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巧合的是，在此届人代会上，他成为国家副主席。也正是这种特殊安排，让舆论嗅到王岐山复出的不同寻常。
尽管王担任中纪委书记期间，兼任过国家监察委试点小组组长，但鉴于监察委和中纪委合署办公，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王若出任监察委主任，将会碰到如下治理难题：如何处理和中纪委书记赵乐际的关系？上述两机构听命于王还是赵？若受王领导，由于监察委主任属于国家职务序列，也就表明国权大于党权，而在党领导一切的情况下，显然这是不可以的；若受赵领导，王的监察委主任职务就是虚的，作为强势人物的王显然是不愿受赵节制的。因此，王做国家副主席，成为习近平的直接副手是最好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