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反，供给派所许诺的财政解脱从未实现过。联邦财政赤字并没有烟消云散，而是在20世纪80年代期间膨胀到GDP的3.8%，公债占GDP之比从1980年的25%升高到1990年的41%。
这就是这个故事从事实变成虚妄之处。特朗普和国会共和党多数派坚持说，他们的减税方案将实现收支平衡（self-financing），因为这样能够刺激经济增长，使税收收入大幅增加。这一所谓的供给侧论点，首先出现在支持里根时代减税的论调中，此后便一直是美国财政政策争论的引雷针。
也不要管什么世界经济论坛的最新国际竞争力评分，其中美国回升至第二位（总共有137个国家上榜）。当然，美国公司股市估值普遍高企，这也绝对不是问题。
有时候，将经济观点政治化会带来危险。现在就是如此。如果让最新减税计划在国会通过，美国将“吃不了兜着走”。据无党派立场的国会预算办公室的计算，减税将在未来十年造成大约1.4万亿美元的累计赤字。问题产生的原因是美国长期以来的储蓄短缺问题，现在已经进入了危险区，如果现在减税的话，美国将比以往更加难以为多年的赤字寻找融资。
作者Stephen S. Roach是耶鲁大学教授、摩根士丹利亚洲前主席，著有《失衡：美国和中国相互依存》（Unbalanced: The Codependency of America and China）。
现实和供给派所构想的情景大相径庭。诚然，经济从1981年至1982年的深度衰退中漂亮地复苏了。但这主要是因为美联储在成功阻击了两位数的美国通胀后，采取了大规模放松了货币政策。
今时不同往日。当前净国内储蓄率只有国民收入的1.8%。即使在后来的两次减税中，1986年里根的第二期财政计划和2001年小布什的减税政策，净国民储蓄率平均也有4.2%，比当前水平高出一倍有余。
英文原题：America's Supply-Side Scam
值得注意的是，在1964年和1981年大减税期间，美国的经常项目是略有盈余，这与今天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6%的赤字形成了鲜明对比。财政赤字可能导致已经很低的国内储蓄率进一步下降，有可能进入负区间，2008年至2011年就发生过这样的情况，因此有很大的可能，经常项目赤字会剧烈升高。而经常项目赤字增加意味着已经很庞大的贸易赤字将进一步扩大，从而违反了特朗普经济学的主要信条之一——让美国再次伟大需要缩小贸易缺口。
老布什在1980年4月竞争共和党总统提名时说得好。他正确地批评了他的对手里根的“巫毒经济政策”（voodoo economic policy）。对今天的储蓄不足的美国经济来说，“往事重现”将是对未来的令人痛苦的轻描淡写。
伪装成税收改革的减税，这是华盛顿最新政策为取得优势开局棋法的最佳写照。这主要是个政治问题，即共和党把持的国会急于要为共和党总统实现一次立法胜利。但是，其结果说到底是经济性的，并且，毫不意外地，可能会比政客所愿意承认的糟糕得多。
特朗普的财政策略绝非伟大秘笈，反而会带来严重的麻烦。在缺少储蓄的情况下，庞大的美国预算赤字意味着国际收支和贸易阵线的急剧恶化。创造性供给侧会计方法也无法改变这一结果。无党派立场的税收政策中心（Tax Policy Center）“动态计分”表明，增长惊喜可能让未来十年的多年赤字，从1.4万亿美元下降到1.3万亿美元，根本不足以填补美国棘手的融资问题。
1964年肯尼迪减税和1981年里根减税是重要的例子。净国民储蓄率——对国内储蓄最广泛的指标，其中包括经折旧调整的家庭、企业和政府部门储蓄，在这两年（1964年和1981年）中平均为10.1%。换句话说，当时的美国负担得起大规模减税。
供给派的收支平衡承诺非但从未实现；它们还标志着美国国际收支均衡时代结束的开始。从1960年到1982年，经常项目大体保持平衡，盈余平均为GDP的0.2%。里根经济学造成预算赤字、导致国民储蓄大降后，经常项目也急转直下，1983年至1989年间平均为GDP的-2.4%，并在此后一直保持负值（除了1991年前两个季度因为海湾战争的外部资金而暂时转正）。
经验和宏观经济理论都说明了会发生什么。储蓄短缺经济根本无法在不借入海外盈余储蓄的情况下保持赤字支出。因此，国际收支平衡和贸易赤字问题也被直接引入了关于财政政策的争论中。
尽管政治推销主要对准了饱受压榨的中产阶层家庭，但美国企业显然才是这些措施的重点，建议的立法方案的目标是将企业税率从35%降低到20%。从二战后的经验衡量，美国公司的有效公司税率其实非常低，只有22%，但这并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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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下，减税的政治理由是它们是“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关键。这一观点认为，过度征税和用坏交易协议骗税，使得美国需要用减税来重振其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