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丹与高岗、习仲勋等是当年中共陕北地区的著名领导人，中国工农红军万里长征进入陕北地区后，刘志丹在带领红军东征时不幸牺牲。后为了纪念刘志丹，中共将其故乡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1956年刘志丹的弟媳李建彤以刘志丹的经历为素材创作了小说《刘志丹》，后经多次修改，于1962年出版。
对《软埋》所进行的政治批判令人想起中国文革前由小说《刘志丹》所引发的往事。
方方在《软埋》这部小说中，叙述了一位在中共建政后土地改革中失去惨痛记忆的老妇人丁字桃的故事。丁字桃自家和婆家都是地主家庭，她的自家人在土改中被杀，婆家人则集体自杀并被“软埋”。既然是小说，故事当然是编的，但在中共建政后的土地改革中地主、富农被批斗，土地被剥夺则是历史事实，而被杀、被“软埋”之事也绝非孤例。
一般而言，一部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之类出版后，并不会很快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而是阅读者在慢慢享受阅读的兴趣。但中国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方方女士的一部小说《软埋》去年出版后，虽然获得了路遥文学奖，但很快这部作品就被禁了，进而围绕这部小说在中国社会掀起了新一轮激烈的左右之争。这颇出乎人们的预料，也令笔者产生诸多联想。
《软埋》出版后近一年间，并未引起社会关注，然而，就在此前不久，两位显赫的人物，即一位中共中央前组织部长以及一位解放军上将，分别发表了题为《〈软埋〉是新形势下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反映》、《〈软埋〉是对土改的反攻倒算》的文章。他们从政治角度对《软埋》进行了极为严厉的批判。而且，紧跟其后的是一些由极左派发起的批判狂潮，有人认为《软埋》是欲在中国推动颜色革命的一颗信号弹；有人说《软埋》是借助土地改革而推出的“文学造谣”，旨在实现地主阶级的“牢记血泪仇”；《软埋》是为地主阶级翻案，等等。
与纪实文学作品不同，小说是作者根据某些历史事实或社会现象编写的。小说大多都含有寓意，但不能仅凭某些人的想象就将其贬为政治上的毒品。笔者认为，《软埋》不仅仅是叙述肉体的软埋，或许还包括作者对土地改革中某些超越法律行为的“软埋”，而这种“软埋”应被视为一种理性的建言。
结果可想而知，由于《刘志丹》的出版导致习仲勋等多人被打成“反党集团”，而小说就是他们的“反党纲领”。习仲勋也被免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并在文革期间被关押八年。这一冤案直至文革后才予以平反。
可未曾想小说出版后惹来了麻烦，被批判是欲为高岗、彭德怀翻案。而在其后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借此事发声，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这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于是，开始追究《刘志丹》一书的幕后策划者。
现为加拿大时事评论员
中共建政后实行的土地改革，使没有耕地或缺少耕地的农民获得了土地，这绝对应该肯定。然而，在实施土地改革过程中对地主、富农进行批斗，甚至杀害绝非正道，何况绝大多数地主、富农是通过正当途径获得了土地。比较而言，蒋介石败退到台湾后，为了实现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愿望，由政府出资收购地主土地，再转卖给农民，岂不更理性。
作者是中国电子科技大学前教授
那些批判者未必看过那部小说，但批判之词却异常锋利。如果真的按照这些指责来对《软埋》定调，那么，该书作者方方岂不成了必须‘硬埋’的阶级敌人？好在中国现在已不是文革及其以前的社会。
其实，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几十年间，中国社会的和谐度一直在增强，政治运动没有了，阶级斗争的炫放松了，甚至1979年中共为曾经被批斗的地主、富农摘了帽子，文学创作也有了更为宽泛的空间。但近几年来整个社会的左右意识形态争斗却逐渐激烈起来，甚至极左派声言，毛死后，邓翻案，以前打倒的都重新扶起来，作为支持自己的力量。
“软埋”是中国四川、湖北等省一些地方的方言，大致是指某人死后或因家贫而无法置入棺材下葬，只能以草席裹尸，甚至直接埋入土层之中。
或许正是因为没有对土地改革、反右等运动中，对地主、知识分子所采取的超越法律底线的批判斗争行为作出反省，以致文革中就出现了更为惨烈的对为官者和知识分子等“黑五类”的人身摧残。正如《软埋》作者方方所言，历史进程中的不成熟实践应该得到正视，“把这些不成熟的东西记下来，哪怕是经验、教训，也应该记录下来。”
此次对《软埋》这部小说的政治批判，就是极左派与自由派之间新一轮的意识形态争斗，而一些人从政治角度以阶级斗争理论批判《软埋》，骨子里流露出的正是极左的文革思维。或许《软埋》所反映的历史事实刺痛了一些极左派的神经，但历史是无法虚构的，如何评判历史事实并不依某些人的标准为依据，更要打破历史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