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为加拿大时事评论员
这大约就是美国非建制派总统的另类思维所推动的另类美国战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和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科恩，日前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了《“美国优先”并非“美国唯一”》的文章，这大约是白宫高层对特朗普外交思路的完整表述，即特朗普的外交路线是务实主义的，而特朗普入主白宫近五个月来的外交作为，正是务实主义的表达。
的确，在两次世界大战，尤其是二战之后，美国以其优越的政治体制以及逐渐发展起来的超强经济实力，成为了世界头号强国，而且远超曾经是世界强首的西班牙、大英帝国。而在苏东解体后，美国更是拥有了在世界范围内无可匹敌的地位。
目前，美国政府每年大约为其债务支付2.5%的利息，这意味着一年要花掉5000亿美元。如此一来，美国每年支付的军费和国债利息将超过1万亿美元。
这大概不仅仅与其此前的商界大佬身份有关，更与他自己所感知的美国现状有关。
作者是中国电子科技大学前教授
实际上所有这一切既涉及美国的外交战略，也涉及美国的经济利益。而这些举措将减少美国的财政负担，改善国内经济状况，增加国内工薪阶层的就业率，为“让美国再次伟大”构建基石。
为此，麦克劳克林发出了质疑：美国强权下的世界和平是否已日薄西山？美国的“力量”是否快要耗尽？其实，近年来类似的疑问已在美国政界、学术界等领域或隐或明地出现，这也正是美国《外交季刊》发出的声音。看来美国人开始忧虑并关注美国的未来发展，也就有了特朗普关于“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呐喊。
然而，或许由于美国的超强地位，使之再也不像二战之前那样主要关注固守本国地域，而是极力向外扩张。军事战略目标越来越大，也变得更为激进，且更具攻击性。于是就有了越南战争、朝鲜战争、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之后的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以及直接插手中东、北非的冲突。而近年来所实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目的也是十分明确，那就是遏制中国。
美国于18世纪立国后所建立并逐渐完善的政治制度，其实是优越的宪政民主制度，它在推动美国的全面发展方面起到了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但进入新世纪以来，尤其是九一一事件后，美国在反恐方面的表现，以及遭遇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确实逐渐显出了疲态。近年来美国一些智库以及专家、学者也屡屡探讨这一问题。
比如，美国著名的《外交季刊》就曾推出《美国政治制度的病态》的专刊，深入探讨美国政治制度所存在的弊端，诸如政党之间的恶斗、政府曾经停摆、财政危机等等议题。
而美国中情局前副局长约翰·麦克劳克林也曾在社交网站上发表了题为《美国力量怎么了？》的文章，提及美国人本能地把“力量”这个词与美国在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联系起来，而且，绝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美国是无可争议的世界领袖，并将继续充当这个角色。
他在竞选期间高声喊出：“要让美国再次伟大”，这或许因为他是一位精明的商人，已经感到作为当今世界头号强国的美国，已经渐显疲态，需要作出改变，进而使美国再次伟大。
著名的美籍日裔学者、斯坦福大学教授福山就在该专刊中推出了《衰退的美国：政治失序的根源》一文。他认为美国的宪政民主制度当初建立之时是维护自由、民主的最佳政治制度，但经过200多年来的变迁，已经日益僵化，不再适应当今之需要。
总之，近几届美国总统几乎都未把发展经济放在首位，似乎都把向外扩张作为了执政的首要任务。这样做的结果可想而知，军费开支越来越大。比如，美国的国防预算已从2001年的2870亿美元暴增至2016年的6000亿美元。如此一来，美国军费的实际开支，已经超过了世界军费排名第二至第十位国家的总和。
再者，因为对外扩张而使美国的债务迅速扩张。2009年奥巴马当选总统时国债为10万6300亿美元，当他2017年离开白宫时，美国国债总额暴增至20万亿美元。
特朗普在竞选期间以及入主白宫之后的诸多言辞与执政作为，与美国历届总统有着明显的区别，而被称为美国历史上未曾出现过的另类总统。
或许这就是特朗普采取诸多违背“建制”，并与建制派对立的根本原因。他不仅加强了与中国、俄罗斯等国的沟通，他抵制全球化，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他要求北约盟友增加支付比率，甚至宣布退出《巴黎协定》，等等。
其实，特朗普的务实主义的外交作为，是对美国二战以来外交政策的反思。是的，美国的确需要反思，当年西班牙的扩张、大英帝国的扩张的结果已经摆在那里。美国政界、舆论界对特朗普入主白宫后的一系列作为可谓诟病连连，但或许特朗普能为渐显疲态的美国带来新的机遇，为美国的发展带来活力。
但随着近十多年来世界局势发生的重大变化，比如，中东与北非局势的失控、恐怖主义的肆虐、俄罗斯频频挑战欧洲秩序以及中国的崛起等等，均对美国的世界领袖地位产生了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