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最关键的应是文件中提到的“从源头上逐步减少儿童留守现象”这一条。只有大力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让符合落户就业城市的农民工本人和家属落户，父母孩子住在同一屋檐下，才能根本解决留守儿童问题。
另一份中国妇联发表的调查报告，也显示父母在外对留守儿童的负面影响。由于留守儿童的家庭支持弱化，对他们学习造成重大影响，对中国政府要缩小城乡差距的政策不利。该报告突出数个留守儿童的学习难题，例如学习兴趣不足，学校老师对留守儿童的支持，一般只能体现在学习辅导上，心灵辅导支持欠缺。
另一个是社会问题，目前共有超过两亿农民进了城，一旦大批发给城市户籍，因为农民的教育水平相对低、收入普遍低微，有集体占地营建配合他们经济条件的“贫民房”的风险。像今天的墨西哥市、开罗、孟买等大城市，都各有数百万的贫民窟人口，这是中国政府在努力构建世界级先进现代化大都市形象，最不乐意见到的例子。
文件中对留守儿童提出加强关爱和保护的工作，包括：加强家庭监护的责任、完善农村关爱服务体系、落实县、乡镇和村政府的职责、加大教育部和学校对儿童的关爱力度、发挥社会力量，以及健全对留守儿童的保护机制。
留守儿童问题越来越受官方重视。2016年的国务院国发13号文件，就针对部分儿童与父母长期分离而影响儿童健康成长、影响社会稳定，列入一项紧迫的国家任务处理。
男童与女童的情感反应不同，留守男童胆子较大，问题也较女童多，上学迟到、受老师惩罚的频率较高，还得警惕他们受不良群体的影响，例如长时间沉迷网上电子游戏等。女童的自我接纳程度较男生低，容易感到孤独、忧郁和焦虑。步入青春期的男女生在学习和校园生活遇到的障碍会更多。
据估计，2013年中国的留守儿童有6100万人，占农村儿童的38%。促成如此众多儿童留守乡镇农村，主要有两大因素。一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农村剩余劳动力大批流入城市务工、做中小型生意，以支援城市现代化建设，促进经济增长。二是在1950年代中期创建的城乡二元化户口制，迄今基本维持不变。进城务工农民依然保留农村户口，不能自动享有城市户口的福利和权益，而农民的孩子进入自己务工的城市学校受到诸多限制。
中国聚焦
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首要目的是搞好经济、提升国力和人民的生活物质水平。改革开放初期，自农村人民公社解体，农民分田到户后，协助农民脱贫、进行农业机械化、成立合作社、降低农村人口密度，成了首要任务之一。
今天中国的两亿多农民工散居全国各类型城市，特大型城市务工机会多、薪酬较高，吸引力也最强。流入城市的农民工，男女比率差别不大。据估计，出外谋生的农民，往往是夫妻一起离开农村，占了总数的一半以上。由于夫妻一般都工作忙碌，居住条件差，孩子随行不便，所以好多把孩子交给父母或亲友照顾。
对于入城农民，保留他们的农村户籍，即可在城市发展出现问题时，打发农民回乡种地，在城务工期间又可减轻政府财政负担，包括免去修建大批补贴性质的廉租房安置他们。
根据2016年度《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的调查显示, 留守儿童与父母一年见面四次以下的占43%，超过50%不知道父母在外的工作性质。不过，由于通讯和手机的普及化，留守儿童与父母每周至少联系一次的超过70%。对成长中的孩子来说，父母心灵上的关怀是至关重要的。与父母见面次数多和得到关怀，能提升孩童的自尊水平。缺乏陪伴使孩子感到孤独的威胁，影响心理健康。
在城市，因为国库资金薄弱，城市国企普遍冗员低效，基础设施包括学校严重不足、设备质量不高。在这背景下，国家优先考虑的是高效发展城市工商业、完善基础设施、提高教育水平和培训更多高等教育学员、照顾城市下岗工人和退休干部等等。
中国政府之所以采用这样一个针对农民的“经济融入而社会排斥”的政策，可从经济和社会两个视角来诠释并理解。
政府尽管有充分的理由，但留守儿童就成了牺牲品，虽然这个现象可以说是过渡性的。2016年2月，中国国务院针对留守儿童印发的文告指出：“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阶段性问题，是我国城乡发展不均衡、公共服务不均等、社会保障不完善等问题的深刻反映。”在这阶段性期间，治理和管理好留守儿童的难题就成了一个大挑战。
受调查的对象中，14岁的初二生问题最显著，其中有60%以上表示他们不想学习、对学习不感兴趣，或听不懂老师的讲课内容，这表示学生的专注力出现了问题。最近十年来，由于政府增加对乡区学校的支助、外出父母收入增加，留守儿童低龄寄宿比率随着上升，有少数学校甚至出现一年级就寄宿学校的现象。据了解，因为农村偏远地区一般管理辅导不到位，学生生活单调，寄宿学校一般也不能满足留守儿童的心理要求。
作者是贵州财经大学前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