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福建泉州的梧林传统村落，番仔楼和闽南古大厝鳞次栉比，身着娘惹服饰的年轻女性，频频在其间漫步留影。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硕士生）

这场文旅营销的确是成功的。梧林运营商强调借此讲好中国“侨”文化故事，而新加坡旅游局则以“狮城故事走向世界”为由，二者找到各自在官方叙事上的立足点，也在文化消费上实现共赢。

笔者当然赞赏这种让土生华人的历史浮于地表的努力，并且相信短视的“打卡”消费，并非活动方所愿意看到的。然而现实是：受限于娘惹文化季的短暂性和观赏性，饮食、服饰、家具等都仅仅成为表象的文化符号，难以为旅客勾勒出历史的具象。在此情境下，娘惹文化景观在侨乡的移栽如何能生根？在时空的错置之下，我们如何了解娘惹文化的历史本真性？

根据梧林官方发布的数据，第三届新加坡—梧林娘惹文化季期间，园区共接待旅游人数超21万，同比增长111%；媒体曝光总量超3000万，在中国社交平台“小红书”上，搜索“梧林”便可观摩一场关于娘惹文化符号的视觉狂欢，并常常伴之带有诗性描述的“南洋旧梦”。

娘惹文化与侨村空间的图景叠合，得益于新加坡旅游局、福建省侨联和晋江市人民政府连续三年，合作主办的“南洋文化节暨新加坡—梧林娘惹文化季”。这一项目始于疫病肆虐的2022年，彼时全球流动尚处于限制中，新加坡旅游局瞄准中国市场，提前布局疫后的旅游业重建；梧林则精心挖掘当地侨村的海外资源，打造“无需出国、即刻前往”的“娘惹文化体验村”。

在连续三年的文化季中，活动方都采取学者对谈和手工工作坊的形式，引导旅客深入文化，他们希望“通过食饮住物等一系列沉浸式体验，让旅客们在梧林一秒穿越新加坡”。

基于上述的困难，这种地方景观的再创造，也难免沦为视觉符号的狂欢，成为“小红书”上以想象“南洋旧梦”为名的娘惹服饰展演。如法国思想家居伊·德博在著作《景观社会》所言：“在现代生产条件无所不在的社会里，生活本身展现为景观的庞大堆聚。直接经历的生活都离我们远去，一切转化为表象。”娘惹文化湮没于对“异域”文化的的凝视中，视觉狂欢胜过文化本身，而文化的意义成为消费的注脚。景观化的侨乡娘惹图景——一项异地新造的文化消费符号，又何尝不是一处缥缈的海市蜃楼呢？

对中国游客而言，眼前所现的娘惹文化，实在是一处想象大于纪实的异域风情。从传播的角度视之，唯有在活动中引入新加坡土生华人的特定历史情境，才能够理清娘惹文化符号如何在与新加坡的民族主义、跨国主义、日常政治的纠缠之间不断生成。

然而，若搁置看似双赢的文旅策略，重新思考娘惹文化在闽南侨村的处境，问题便接踵而至：首先，峇峇娘惹文化在侨乡泉州的移植，虽有根脉，却无土壤。文化并非漂浮空中的符号，土生华人的审美、风俗和技术都蕴含着他们身处东南亚的历史现实。这种文化虽与闽粤华人移民不无关系，却脱胎于土生华人在东南亚当地的文化适应和涵化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