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女佣离乡背井来本地工作，基本上属于弱势群体，容易被极少数中介或雇主欺负，但并不能因此而假设雇主就不可能是受害的一方。人力部出于保护女佣的责任加强管制是对的，但与此同时也必须考虑雇主的利益和难处。
冠病疫情扰乱了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聘请女佣所带来的相关问题。因为女佣传统来源国的疫情严峻，导致她们很难出国；同样的原因也使得她们入境时须隔离检测。这些因素都推高了雇主的成本，加重很多需要女佣来照顾老人小孩的家庭的经济和精神负担。
僧多粥少不但提高了聘请女佣的成本，一些本地无良中介还趁火打劫，怂恿女佣跳槽以赚取额外的中介费。这么做进一步为雇主家庭增添麻烦，也伤害了女佣市场的正规运作。如果雇主和女佣的普遍互信因此受损，其影响恐怕会延续到冠病疫情结束之后。
聘请女佣不只是为了雇主生活方便，更与本地女性就业、人口老龄化、夫妇少子化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挂钩。政府因而必须从更广的视角看待，严厉对待破坏女佣市场规范的中介或其他行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