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西方不同。美国前总统老布什曾经戏谑“愿景这玩意儿”（the vision thing），而中国对待经济战略非常严肃。这在最近的北京中国发展论坛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中国发展论坛始于2000年，是每年在“两会”后不久举行一次的重要会议。
教员，摩根士丹利亚洲前主席，著有《失衡：美中的共依存》（Unbalanced: The Codependency of America and China）。
我担心这意味着过早地从消费者拉动模式回到中国的舒适区，即长期以来更加顺从于中央计划的产业工程的生产者模式。
温家宝的批评激起了激烈的内部争论，最后形成了一个重要战略决定，即通过向基于消费者模式的转型实现中国经济再平衡，并写入了2011年至2015年的十二五规划。这一新方针强调三个主要成分：转向服务业以增加就业创造；加速城市化以提高真实工资；以及更加坚挺的社会安全网，以向中国家庭提供所需要的保证，让他们将出于恐惧而拿去做预防性储蓄收入，用于可自行处理的开支上。
战略是中国最大的优势，也是其结构转型承诺的信誉来源。但要让中国消费者拥有活力还有很多事要做。诚然，这是一个艰巨的挑战。但不再强调这一战略承诺，可能让中国核心经济身份认同所要求的关键转变出现问题。
英文原题：China’s Economic Identity Crisis
也许我有些钻牛角尖了。毕竟，所有经济体都需要同时注重增长等式的供给和需求侧。但强调点的转变似乎是一个重要的信号，包括十三五规划以及今年中国发展论坛的争论和吹风。
对于这样的场合，要提炼出简单的信息向来不易，尤其是中国经济发展论坛，它曾经只是小规模非公开会议，但现已发展成为类似于达沃斯论坛的大会，要举行三天，进行50场左右的讨论。但是，我出席了17次会议中的16次（错过了第一届），我的感觉是2016年中国发展论坛对于中国所面临的艰巨经济挑战来说，具有特别丰富的战略含义。据我所见，显而易见而又被忽略是中国经济模式的核心身份——由生产者拉动还是由消费者拉动。
现已完成的十二五规划成果卓著，特别是考虑到对任何经济体来说都十分艰巨的结构变化挑战。但中国的战略重点更为有效，它提供了一个指导中国经济从A点走向B点的整体框架。
尽管向消费拉动的再平衡尚未完成，中国目前仍开始了其核心经济战略的另一个转变，其背后推动因素是范围广泛的“供给侧改革方案”，包括产能收缩、去杠杆、创意和生产力。这一着重点由总理李克强在最新《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该报告还提出了刚刚开始实施的十三五规划（2016年至2020年）的新战略刚要。
作者Stephen S. Roach是耶鲁大学
中国的30年发展奇迹，从1980年至2010年保持10%的年真实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是通过作为终极生产者的强大实力实现的。在制造业和建筑业的拉动下，中国获得了独特的强大动力。1980年，出口和投资加起来占中国GDP的41%；到2010年，这一比例为75%。出口比例增加最多，翻了近六倍，从1980年的6%增长到2007年危机前35%的峰值水平，新产能和基础设施、低成本劳动力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让中国成为加速的全球化和急剧增长的贸易流的最大受益者。
但生产者模式不是中国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公式。这一认识起源于现已妇孺皆知的前总理温家宝的“四不”批评。2007年，温家宝正确地指出生产者模式“不平衡、不稳定、不协调、不可持续。”
中国发展论坛最初由中国最有战略眼光的现代改革家之一、前总理朱镕基决心举办，并很快成为中国高级决策者和国际学者、官员和商界领袖的高规格交流平台。本质上，这是知识压力测试，迫使中国领导人在严格而理性的外部专家面前，为其新制定的战略和政策辩护。
在中国，内部争论总是被小心掩饰，不存在偶尔发生的事故。在今年中国发展论坛的主旨演讲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副总理张高丽强调了这一点，重点指出了引导供给侧方案对准中国“主要威胁”的必要。相反，对于消费者推动的再平衡，张高丽只是一带而过。
版权所有：Project Syndicate, 2016.
但这一过程还远未完成。中国的服务业和城市化目标超额完成，但最终结果在很多方面并未达到构建更加坚挺（即资金充裕）的社会安全网的目标。结果，个人消费只是从2010年仅占GDP的35%增加到2015年的37%左右。
在确定2016年的“八大任务”中，李克强将供给侧改革排在第二，仅次于应对增长放缓的经济稳定政策。相反，对提振内需的强调，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消费拉动再平衡战略的重点，在所谓的工作议程中排位下降到第三。
当然，这些批评的对象是储蓄盈余、过度投资、无尽的资源需求、环境破坏和日益加剧的收入不平等，需要新的模式来摆脱这些圈套，并避免大部分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靠近收入级限时，陷入可怕的“中等收入陷阱”（middle-income trap），而中国正在迅速接近这个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