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倡导“精准扶贫”，目的是减少贫困者数量，让每个曾经的穷人有尊严地活在中国大地上，而温州的做法恰恰相反，它为了满足富人开发商的利益，制造更危险的贫民窟。如此行为，与为人民服务的政治伦理要求存在巨大差距，也失去了基本的政治良知。
10月10日凌晨3点多，浙江温州市鹿城区双屿街道永兴巷连续发生塌楼事件，三幢约五层楼高的民房相继垮塌后，掩埋大量熟睡的人员，经紧急救援，最终确认22人遇难，6人受伤。
不过，由于舆论被异常严密地管控，有关这起塌楼事故的报道在中国大陆很少。在万马齐喑的态势下，眼看那22条亡灵即将淡出人们的视线。
笔者认为，《法制日报》之所以对温州地方政府发表如此措辞严厉的文章，除了媒体人的良知使然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这次事故表面上看是一次灾祸，但实际上和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层成员力主的扶贫政策格格不入，甚至形成了悖反，所以引发了北京的不满。
（作者是中国独立时事评论员）
就在今年中秋节，温州遭受特大台风袭击并导致贫苦民众的重大伤亡。但在那一天，温州市委书记等市级官员却抛下灾民转而投身奢华的“温州人大会”。当地官方人士解释，这场大会因为集中了来自全球的温州精英人士，所以书记没有理由不参加。如此解释，恰恰就是本次塌楼事件的最佳注脚——在温州的当政者眼里，不管是灾民还是外来务工者，弱势群体和草根阶层入不了官员的法眼，只有那些光鲜的企业家、政客和各界精英，才能让温州政府官员高度重视。
10月18日，按照中国的风俗，属于温州塌楼事件22名死者的“头七”纪念日，作为中国几大中央媒体之一，中央政法委的喉舌《法制日报》罕见发表批评文章要求“温州政府向22名遇难者道歉”。
诚然，这些倒塌的房屋，大部分可能是政府已经征收的，但既然征收过，政府就应该按照行政效能的原则，组织力量依法拆除。而不能半拆半不拆并任由原房东出租，这种破坏主体结构却任由房屋存在并使用的行为，从法律上讲属于政府行为引起的危险状态，对于那些居住其中的死难者而言，他们因为贫穷，只要房租便宜一点就宁可冒险居住，政府有义务和责任去防止这种危险租住。而温州地方政府纵容危房出租，对其视而不见，是对公共安全的漠视和不负责。
文章认为，温州地方政府对塌楼事故的解释有“撇清责任”之嫌，但这起事故“关乎生命尊严，关乎公平正义，关乎政府担当，关乎依法行政”，所以，温州政府应当向死难者和伤者道歉。这篇文章，也从技术和事实的角度，点明了温州地方政府拆除承重墙导致楼房倒塌的关键事实。
媒体挖掘发现，发生塌楼事故的区域，正是温州当年制造业兴旺发达的见证者和亲历者，那些当年胡乱建起的房子，恰恰满足了温州制造业发展初始阶段的工人和外来民工居住之需。及至今天，当温州制造业一蹶不振，这片区域也应声破败，并成为地方政府的“眼中钉”，为了形象和面子，也为了满足新的开发商的利益，温州地方政府部分官员想尽一切办法拆迁。
习近平所倡导的“精准扶贫”，不仅是延续了过去的帮扶政策，而且从政治伦理、政权稳定、社会公平等更高的角度，对扶贫工作进行了更深刻的诠释。“精准扶贫”的前提之一，就是对贫困群体的关注和关怀。而温州塌楼事件所透露的内幕，恰恰是温州地方政府对贫困阶层的遗忘和漠视。
拆迁本不为奇，但温州地方政府采取的做法是，将民房主体结构破坏，试图以此逼迁。但贫穷的老百姓却不懂这些，他们为了寻得一时之所，不得不居住在这些危房当中，当事故发生，这些最底层的贫困者也就成了权力的“祭品”。
对于事故的原因，温州官方发布的消息称，这是因为农民自建房基础较差，加之前段时间雨水浸泡导致危险发生。但包括《法制日报》等央媒和多家网络媒体深度挖掘后说，真正的原因，是温州地方政府过去以来拆迁开发这片地区，对部分农民自建房进行“半拆除”以逼迁，这些倒塌的房屋，正是被拆除了部分骨架后导致结构破坏而倒塌。如果此言属实，表明这是一起人祸。
从这个意义上说，温州塌楼事件其实是一面镜子，折射了中国地方官对中央扶贫政策的阳奉阴违，也折射了地方政府被利益绑架的现实。如果不破除这种地方官错误思维，“精准扶贫”政策的落实将阻力重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