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联合国多年来衍生不少问题，包括大国主导的现实，安理会被五国垄断的历史因素，在更多国家走上富裕之路，区域话语权和经济地位提升之后，要求联合国更公平与更包容，大国更遵守国际规则的声音越来越多。联合国和相关机构对大国其实也很重要，是大国施展全球性的话语权，发挥领导力、调和国际关系，以及推动各种国际合作不可或缺的平台。更重要的是，有了透过联合国做出的决议，大国在国际上的行动才具备权威与道德意义。然而大国不该把联合国当作可以操控的机构，包括透过拒缴会费等手段，要求联合国的作为符合本国利益。
目前已经启动并且将在明年9月举行的“未来峰会”，其目的便是为了重新凝聚全球共识，为人类后代打造能付诸行动的未来契约。它涉及教育、金融、数码科技、太空规范等，不仅关系到每一个中小国家，也将深刻影响大国的未来。人类能否通过集体智慧，创造更有利于子孙后代生存发展的未来，最终还得仰赖联合国平台和各种多边体系。只有这些机构起到领导作用，最大程度发挥其效能，和平才能持续，也才能谈得上未来。
新加坡在这方面一直付出比我们体量大很多倍的努力，包括小国论坛的倡议。这次的BBNJ协定，就是经过很多年的努力，最终由我国驻联合国海洋与海洋法大使陈惠菁领导各国达成任务。在全球化与多边主义陷入危机，大国之间战略信任快速流失的国际现实中，国际协作空间必须继续维持，而越多国家重视联合国，联合国才能超越利益团体，为化解地缘政治冲突发挥影响力，进而守护小国权利。
包括中国和美国在内的81个国家，共同签署了联合国“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BBNJ）”协定，是今年联合国大会的亮点。这一协定推进了去年12月在加拿大通过的《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有助于达成2030年对地球30%的面积和30%的退化生态系统实施有效保护的目标。我国外交部长维文医生指出，这是多国对多边主义投下的信任票，显示世界在适当的条件、领导和劝说下，仍然有可能携手解决全球问题，并且创造解决方案。
眼前的世界，两极化的竞争态势加剧，短时间内在关键科技、贸易和供应链等方面的分歧不会消解。中小国家努力维持一贯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必须依赖联合国这个主要的国际舞台和其他国际组织，以获得比较公平的待遇以及和平的环境。因此，联合国仍是全球解决个别问题以及共同问题的最佳平台，小国特别要重视。
以文明方式解决冲突，是二战后人类痛定思痛的教训，就让俄乌战争成为最后一场造成生命财产重大破坏的战争。联合国平台未来应该展现更大的包容度，以及更多元的交叉协商体系，解决海洋生态、气候变化、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等亟待人类达成共识的全球课题。诚如维文所说，只要展现具有建设性的精神，人类并不缺乏强化多边主义的点子，缺的是承诺和行动。
二战之后将近80年来，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冲突大多能在政府之间化解，涉及大国的战争日渐减少，特别是在欧洲，两次大战的对头国家，努力抛弃前嫌，走向以和解与共同发展为目标的欧盟。这些转折除了因为在技术与经济发展驱动下促使人们改变通过战争解决问题的思维之外，联合国这个全球平台表现得比二战前的国际联盟更有效，也是一大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