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在账面上无疑十分诱人，可是大前提却是建立在消除国别的“大同世界”。显然，在当下由公民投票委托的主权国家所组成的国际秩序里，这类对于毫无民意基础的超级世界政府的乌托邦想象，显得好高骛远。此外，实践已经证明，政府在转移支付、二次分配的记录参差不齐，贪腐情况比比皆是；而且税收用途也决定了最终成效。如果直接发放福利，除了打击工作伦理，豢养懒汉之外，更会激发反方向的不公平义愤。
“爱国百万富豪”组织的102名成员，包括迪士尼继承人阿比盖尔在1月19日发出公开信，向出席世界经济论坛的政界领袖发出呼吁，要政府现在就向他们征收财富税。他们认为现有的税制不公平。有调查指出，世界前10名首富的财富至今翻倍至1.5万亿美元，即每秒增加1万5000美元。全球贫富悬殊现象所引发的政治对立及社会撕裂，已经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
全球超级富豪财富增速犹如火箭上升的另一个原因，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央行，为了刺激被冠病疫情拖垮的经济，所采取的滥发钞票的货币政策。这些以万亿元计的新增流动性，大多流入股市和房市，人工地推高了拥有庞大资产的富豪的身家；所催生的通货膨胀，则伤害了低收入群体。须检讨的因而是财政政策，而不是针对这些怀璧其罪的富人。
改革税制，避免富豪逃漏所得税或利得税是必要之举，也有充足的正当性，但向他们已经累积的财富征税，是否合理公平则见仁见智。英美的慈善团体的研究指出，对500万美元以上的财富征税2%，5000万美元以上财富征税3%，10亿美元以上财富征税5%，可以筹集2.52万亿美元，让23亿人摆脱贫困，并为中低收入国家的36亿人提供全民医疗和社会保险。
并非所有的财富都源自不公不义，特别是在科技助推生产效率的当代，导致效益乃至收益高度集中的帕累托现象更为突出。此前微软创办人盖兹，之后改变物流及网购业务的亚马逊老板贝索斯，乃至如今发明电动车和可回收火箭的马斯克，都是凭借自己的创意和努力而富可敌国。当然，他们必须缴纳所应当缴纳的税赋，可是对这个群体的征税要求，不能来自仇视乃至嫉妒的动机。
一种米养百种人，人人自有其际遇，除非是极端失衡的财富悬殊，贫富差距非但不是一种道德恶，还是一种自然现象。所以，问题并不在于如何减少富人的钱，而在于怎么改善穷人的处境。贫穷固然有制度性和出身的原因，但更离不开个人的能力、志向、努力和运气等复杂因素。所以，对超级富豪征收合理的税金，用在提升教育、医疗、基础设施等公共财的品质，促进社会流动性，才是可长可久且更符合公平原则的办法。
当然，就如前述公开信所指出的，当前发达国家的税制，确实存在太多的漏洞，使得富豪有太多的捷径避税。美国股神巴菲特在2007年就曾感慨，他所缴交的个人所得税率竟然低于他的秘书。索罗斯从2016年到2018年，以及马斯克在2018年，更是通过巧妙“操作”，不可思议地缴交“零所得税”。又如美国富豪家族似乎都有成立慈善基金的传统，其实资产和盈利一经转移马上就免税，以致有人建议必须在钱真正捐出去时免税才能生效。而这些套路都已是公开的秘密，更多复杂甚至暗黑的路径，几乎可以厚厚写成一部教战手册。
贫富悬殊所产生的不公平现象，最容易刺激人们与生俱来的正义感，所以在探讨它时往往披上厚重的道德外衣。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的成因错综复杂，远非道德论述所足以涵盖解释；基于义愤所给出的直接答案，因而未必能解决问题，有时反而治丝益棼，陷入经济学所谓的“道德风险”。所以，避免情绪干扰的审慎思辨，就成为了寻找答案的必由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