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我们不希望有公司步Wirecard的后尘，因为员工束手无策，不信任内部程序或认为有问题，而向外部管道求助，以致破坏公司品牌和削弱股东价值。”
“另一方面，如果企业文化良好，那吹哨政策是否明确将是关键，员工必须知道如何举报、调查程序是否妥当，以及举报属实后会采取什么行动。尽管不是很常见，但我知道一些公司会给予举报者肯定，并且在不公开吹哨人身份的情况下，与其他员工做分享。”
麦润田指出，新加坡没有为吹哨制度立法，可能是因为要建立亲商环境，担心这会增加商业成本。他认为，新加坡早就应该制定全面的吹哨法令，因为拥有健全的吹哨政策和体系，是内部监管和企业治理的重要环节。
2013年6月：斯诺登泄密事件
李文亮去世近一个半月后，中国官方公布调查结果，武汉警方也撤销对他的训诫书。不过，调查报告没有回应民众最关心的瞒报疫情问题，仅把责任归咎于训诫李文亮的派出所，令中国民众大失所望。
她过后在美国参议院的听证会上对脸书发出猛烈批评，指责公司为了提高利润，故意针对弱势青年人推广有害内容，导致许多Instagram的青年用户产生容貌和身材焦虑，继而出现抑郁、焦虑、失眠等心理疾病。
在执行吹哨政策时，员工对举报和调查程序的信任至关重要。余扬平说：“吹哨人往往想要做该做的事，但他们却担心这会对他们的事业造成影响。有鉴于此，他们通常希望保持匿名身份。然而，公司倾向要求吹哨人透露身份和联络，才能够妥善进行调查。”
Wirecard事件吹哨人 设独立平台助企业处理举报
2020年6月，Wirecard承认账面上拥有的19亿欧元（约30亿新元）存款根本不存在，事后因无力偿还债务申请破产。
40岁的吉尔是新加坡人，他在2017年9月加入Wirecard设在我国的亚太区总部，担任公司法律顾问。Wirecard曾是电子支付服务巨头，业务遍布全球。2018年，由于好几名职员被爆出不当财务行为，高层在压力下成立一个内部调查小组，而吉尔是小组成员之一。
企业治理专家、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教授麦润田受访时说：“在表面上，由于强制规定，上市公司都有吹哨管道，但它们是否有效令人质疑。因为追根究底，必须要看企业文化和管理层的态度。如果执行无力，也没什么效用。如果高层涉嫌，更是起不到作用。”
新加坡董事协会（SID）专业发展委员会成员、立杰律师事务所（Rajah & Tann）企业与交易组主管贾巴尔（Abdul Jabbar）说，全球政府日益重视吹哨管道，把它作为加强监管合规和问责的推动因素。
去年馨乐园幼儿园的实习教师公开同事虐童的视频，揭发同机构内不当行为的角色——“吹哨人”受到关注。吹哨人（whistleblower）源于19世纪，警察发现罪案时吹哨子引起同僚和民众的注意。现代吹哨人因揭秘而被施压的事件却时有所闻。究竟企业吹哨机制有没有效用？良好的吹哨文化该如何建立？本期《悉看大势》探讨吹哨机制的挑战，以及吹哨人的身心磨难。
2021年9月：脸书豪根事件
公司的举报管道是否独立是员工普遍关注的问题。根据德勤（Deloitte）亚太去年6月发表的报告，多达六成受访者反映，公司设立吹哨管道面对的最大挑战是，员工对举报程序是否独立感到担忧。大部分人认为，员工对吹哨管道缺乏意识，另四成担心举报者会遭到报复。
一个改善举报程序的方式是通过第三方供应商经营独立吹哨管道，以加强各利益相关者对举报管道的信任。
企业可通过这类独立吹哨管道经营求助热线，让员工不会对举报内部问题感到恐惧。
在舆论要求为李文亮正名、追究相关官员责任的巨大压力下，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察委员会在李文亮去世当天派出调查组前往武汉，全面调查这起事件。
这起事件最近出现后续发展。去年10月，美国数十个州对脸书母公司Meta和旗下社交媒体平台Instagram提起诉讼，指控平台为了牟取利益，有意向青少年灌输容易上瘾的内容，加剧他们的心理健康危机。
尽管建立吹哨制不无挑战，但大部分人认同这个制度的重要，包括能够加强企业的道德文化、揪出欺诈行为、提高工作环境的透明度，以及符合环境、社会和治理（ESG）的要求等。
此外，由德勤亚太进行的调查发现，亚太公司过去两年接到的举报个案当中，人事相关申述居多，占了接近一半。其他个案涉嫌欺诈、利益冲突、贿赂和贪污等。
在新加坡，从2022年起，新加坡交易所监管公司强制本地上市公司必须制定吹哨政策，并且在年报中列明政策。
学者：我国应为吹哨立法
在母亲的鼓励下，蒙受身心折磨的吉尔决定通过英国《金融时报》（The Financial Times），在2019年揭发Wirecard的丑闻，引起执法当局的介入。
■2021年9月，社交媒体脸书的前产品经理豪根（Frances Haugen）以吹哨人身份，向美国媒体泄露公司内部文件。
■2019年12月，已故武汉中心医院眼科医生李文亮在微信群中发布“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了七例沙斯”的消息，被视为最早向外界发出疫情防控预警的吹哨人。但他随后被武汉警方以“造谣”名义处罚，并遭地方派出所训诫。他隔年2月因感染冠病逝世，在中国民间引发巨大民愤，也引起国际媒体关注。
目前，我国只有针对本地上市公司吹哨政策的规定。贾巴尔建议，新加坡可以向欧盟看齐，考虑规定员工规模达到某个人数以上的非上市公司也制定吹哨政策。
被迫离开公司后，高层对吉尔的报复行为持续，让他无法安宁。公司给予他恶劣的工作评价，打击其他雇主对他的看法。这些手段的目的是要让他知难而退，闭嘴为妙。
亲身经历过被管理层报复，Wirecard事件吹哨人吉尔深受启发，创建帮助企业处理举报的独立科技平台。
集团行政总裁布劳恩（Markus Braun）在辞职后已被德国当局逮捕提控。去年10月，集团新加坡公司前财务部副总监库尼亚文被判与下属串谋，失信公司巨款。他如今仍在逃，警方通过国际刑警对他发出红色通缉令。公司前首席运营官马萨莱克已被国际刑警组织通缉。
共有500多人参与上述调查，他们来自新加坡、澳大利亚、中国大陆、香港、日本、泰国和新西兰等亚太市场，在不同规模的公共、私营和非营利组织中任职。
除了制定政策，如何执行也是关键。国大商学院治理与永续发展研究所所长卢耀群教授说：“如何执行和采取执法行动是比较棘手的问题，公司必须要严正看待这些政策。此外，也可能需要对吹哨管道的流程和成效进行更有效的审计，尤其是如何管理渠道和收到的信息。”
去年8月，我国政府接纳职场公平劳资政委员会提出的22项防止职场歧视的立法建议。这包括公司须制定内部处理申诉程序，并尽可能保密举报者身份。雇主也不能向举报职场歧视或职场骚扰的个人，采取报复行为。
德勤亚太勤报领导余扬平说，根据国际研究，制定吹哨政策有助于对抗企业的诈骗和不当行为。例如，美国注册舞弊审查师协会的调查发现，42％的诈骗案是因为有人通风报信或是吹哨而被揭发。
欧盟去年底更新吹哨指导原则，规定聘有至少50名员工的公司必须设立内部举报管道。不过，那些来自金融服务领域，或是面对较高洗黑钱或是恐怖融资风险的公司，无论员工多寡，都必须设立举报管道。
调查：六成员工担心 企业举报程序是否独立
吉尔指出，他希望企业把举报平台视为让员工及早反映问题的管道。通过这类管道，企业能够及时介入和处理，减少员工对外揭发丑闻所带来的风险。
新加坡目前没有针对保护吹哨人的立法，但马来西亚、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都有这方面的法令。
他指出，尽管新加坡没有为保护线人的吹哨政策立法，但职场公平劳资政委员会（Tripartite Committee on Workplace Fairness）最近提出的建议是往对的方向迈进。这有助让员工在不感恐惧的情况下挺身倾诉，促进公司的透明度和问责制。
当着同事的面被上司大声辱骂、上司对他作出虚假指控，甚至尝试把他“放逐”到印度尼西亚雅加达，要让他无法返回……揭发德国支付服务公司Wirecard涉数十亿元弊案的吹哨人吉尔（Pav Gill）向公司内部呈报可疑行为后，受到百般威胁和刁难，最终被迫离职。
延伸阅读
例如，根据英国政府的网站，吹哨人在法令下受到保护，他们不应该因为“吹哨”而遭到不公平对待或是失去工作。吹哨人的举报必须会影响公共利益。
2019年12月：冠病李文亮事件
吉尔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说：“很多时候，吹哨人是因为别无选择，例如，公司内部治理有问题，或是不被信任、受排斥或攻击，才会投向媒体或执法者或监管者等外部管道。如果街道发生罪案，任何出来阻止的人会被当成英雄。但是，在职场上，如果有人尝试阻止公司的非法行为，就会被说成是忘恩负义、告密者或卑鄙小人。”
其他备受瞩目吹哨事件
本地上市公司须制定吹哨政策 学者：企业文化是执行关键
这项秘密行动的目标不只是美国的敌对国家，还包括友好国家和盟国的领导人，包括时任德国总理默克尔，引来各国谴责和抗议。
吹哨人离职后继续被报复
■2013年6月，一名曾受雇于美国国家安全局（NSA）的承包商职员斯诺登（Edward Snowden）通过英国《卫报》和美国《华盛顿邮报》揭露，美国国安局在一项称为“棱镜计划”（Prism）的秘密行动下，利用遍布各地的承包商，通过监视或入侵电脑网络的方式，大量窃取各国机密情报及个人私密。
这名40岁的新加坡人接受本报访问时透露，预计本月推出的“Confide”平台，旨在消除公司对吹哨人的负面标签，希望不会再出现举报人因为感到不满和受委屈，而只能选择通过媒体、监管者或执法者揭发丑闻的情况。
尽管这项内部调查揪出可疑资金流动、虚假客户资料和发票等，而吉尔也如实向公司呈报，但后来都不了了之，因为这起事件的关键人物——公司前首席运营官马萨莱克（Jan Marsalek）从中阻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