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指出，医疗和其他社会需求的支出是经常性的，随着时间推移而增加，提高消费税将有助于满足部分支出增加的需求。“如果政府减少医疗支出，可能须由人们来承担更多相关费用。”

虽然消费税是累退（regressive）的税收，但谢光威指出，新加坡整体税务政策累进，中高收入人群交的税比低收入人群来得高。

他也说，极富裕的阶层不会因所得税和财富税适度调高感到痛苦。

但全德健指出，除了三大税收外的其他税种，贡献的比率都非常小。

德勤新加坡税务合伙人李忠兴说，虽然所得税占一大部分，但在经济和消费趋势产生变化后，如网购的崛起，消费税可能成为更显著的来源。

岑义隆说，调高税率从没最好时机，尤其是消费税。他预计明年1月或4月调高，“这会避免通胀进一步上扬，其次为商家提供足够时间做准备。”

傅寿明说：“每次政府都推出相关配套来帮助多数新加坡人应对，并为低收入群体提供更多帮助。”

宋生文说：“海平面上升对你我，甚至对我们的孩子来说可能并不重要，但保护新加坡的海岸线对未来的世代将变得越来越重要。海平面不会停止上升，这项开支将越来越大。”

一次过调高消费税较有效率

和大部分实施消费税的国家相比，我国的消费税率相对低。

部分受访专家认为可考虑征收财富税。

此外，政府也降低财产税、为组屋居民提供租金、服务与杂费回扣，以及为医疗、教育和社区服务提供额外补贴。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陈企业博士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强调，探讨税务要“不忘初心”，推出消费税是为了让税收不要太依赖周期性的公司税和个人所得税。

根据国内税务局的数据，2020财年所得税、消费税、房地产税、印花税和赌博税占我国营运收入的73.6％

可是，许明强提醒，任何国家制定的税率或税基都是以该国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为基础，不宜直接比较。“每个国家的情况和财政需求都不同。例如大多数欧盟国家有非常广泛的社会福利政策，因此他们的平均增值税约为21％。”

大华银行经济师全德健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指出，在2018年提出调高消费税，因为我国的医疗开支增长非常快，投资建造医院来应对老龄化社会的需求。

政府调高消费税，另一方面通过消费税补助券给予低收入人群帮助。问题是，当不再补贴时，低收入人士岂不是仍将受冲击？

针对有人建议必需品不收消费税或收较低税率，以及奢侈品收较高税率，岑义隆认为，高收入家庭购买必需品的总量更高，降低税率反而让他们获益更大，他们也可到海外买奢侈品。“单一税率减少合规和行政成本，更好的做法是继续提供消费税补助券和补贴计划。”

我国消费税相对低

全德健说，接下来全球很可能实行最低公司税率，公司税收可能会受到影响，即便不受影响，也跟不上开支的增幅。

“政府之前提到，由个人和家庭承担的消费税净额中，超过60％来自居住在新加坡的外国人、游客和收入最高20％的家庭。我们预计消费税收的增加主要来自这些消费者，尽管近期来自游客的收入会受疫情影响。”

谢光威也认为，下来预算案重点是中期经济和政策规划，“经济不增长，税率多高都没用”。

但这不一定足以应对我国的医疗和社会开支需求，他认为政府或不可避免要考虑推出新税种，扩大税收基础或调高其他税率。

也就是说，医疗开支过去10年大幅增长。全德健说，老龄化趋势不可逆转，医疗开支会持续增加，因此政府不得不增加收入来维持收支的平衡，消费税的调高势在必行。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的平均消费税或增值税（VAT）是19.3％。与新加坡发展程度差不多的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分别是15％和10％。即使我国调高至9％，仍低于大部分国家。

经过将近10年的规划和讨论，我国于1994年4月1日起实行消费税制度。接着在2003年分阶段调高税率，先从3％提高到4％，一年后提高到5％。

星展集团高级经济师谢光威说：“确保持久税收来源和空间非常重要，我们不希望依赖借贷来维持财政开支。新加坡是个小国，没有天然资源，借贷偿还弥补财政开支是不持久的，下一代会要负担债务的利息，经常性的开支要靠经常性的收入来支撑。”

税收增长追不上开支

从整体税制考量，我国的税率依然相对低。宋生文说：“回顾过去30年，为了保持征税和转移支付的累进特质，政府减少了低收入者的所得税，并制定对低收入群体的直接转移支付，降低大多数新加坡家庭的负担。”

宋生文说：“若人口不增长，而是老龄化，未来几年纳税人可能减少。”这意味个人所得税收可能放缓。

他认为，分阶段调高可减轻低收入家庭的压力，但会增加商家成本，他们需要进行两次价格和电脑系统的调整。政府也需两次调整消费税补助券和补贴计划，因此一次过调高更有效率。

联昌国际私人银行经济师宋生文说，将消费税从7％调高至9％，是确保消费税为政府经常收入所作的贡献保持在15％左右。

全德健认为一次过把消费税调高到9％，消费者面对压力，但从税收角度，一次过调高较合理，因为下来一年疫情充满变数。他预计政府今年7月调高。

目前通货膨胀走高，消费税调高会否导致情况雪上加霜？谢光威说，消费税对价格的影响是一次过的，持续12个月后就会消失。加上“定心与援助配套”（Assurance Package），对低收入人群的影响会比预想来得低。

政府接下来更重要的工作是推动经济的发展，扩大整个经济规模和税收的基础。

根据大华银行的数据，2011财年至2019财年期间，个人所得税、公司税和消费税收入分别增长7.6％、4.1％和3.2％，远低于医疗开支的13.9％平均涨幅。

经济不增长 税率高也没用

许明强指出，此次总值60亿元的“定心与援助配套”比2007年推出的配套多出20亿元，“这是个相当慷慨的配套”。

谢光威认为，政府应避免一次过采取太多税收措施，这会打击中高收入阶层，导致他们把产业转移到国外。高收入群体不仅在新加坡拥有房产，还在本地经营业务，如果逐步转移到国外，会致使本地工作流失，冲击中低收入人群。

普华永道新加坡税务主管合伙人胡和坤建议推行非税收政策，如创造更高价值的工作、提高技能、鼓励创业和慈善事业，以缩小财富差距。

虽然近期通货膨胀率走高，消费税的推行可能进一步让通胀攀升，经济师指出，消费税的调高势在必行，但消费税、甚至其他税种的调高，以及征收新税种，并不能有效填补这个缺口。

我国1994年推行消费税制度，历年来调高过两次，每次都有相关配套减少对老百姓的冲击。

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会计系副教授傅寿明受访时指出，冠病大流行之前，政府在医疗方面的支出已增加两倍，从2010财年的37亿元增加到2019财年的113亿元。

傅寿明说：“虽然提高这些征税有潜在弊端，但我们仍有空间引入更高税率，并只对极端富裕的纳税人产生影响，不会给低收入和夹心层造成负担。”

李忠兴指出，政府或可考虑效仿香港，对股票交易征税，但要考虑到会否影响本地资本市场的吸引力。

傅寿明说，这些医疗支出在接下来10年预计将增加30％，到2030年达到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3％。“届时，65岁及以上的新加坡人占人口比例将增加到四分之一。因此，医疗方面的支付可能需要更多拨款。”

谢光威说，2022年经济走上复苏轨道，国内生产总值、劳动市场数据好转，就业率下滑，是实施长远规划的良好时机。

陈企业指出，通过保持公司税和个人所得税竞争力，政府吸引到投资。“消费税推出26年后，经济蛋糕做大了，这期间政府给予低收入人士补贴，同时国人这段时间内的工资上涨，中小企业的生意也拓展。”

傅寿明指出，当时调高消费税是为了部分弥补企业和个人所得税税率降低带来的收入损失。

新加坡管理大学会计学院教授岑义隆认为，政府可借机缩小收入和贫富差距，如对空置的住宅房地产收税，这鼓励业主出租单位，有助租金市场放慢增长。此外，政府也可针对房产销售征税，如三年内出售的房地产征收3％的销售税。

宋生文指出，正因为如此，大部分个人不再须要支付所得税。“但当然，人们宁愿看到握在手里的钱，而不是每月反映水电费账单上的回扣。”

他预计本次预算案将调高碳税，并会考虑其他环境税。

他说，调高公司税很可能导致税收减少，因为投资会撤离新加坡。他不认为政府此次会调高个人所得税，因为上一轮的调整于2017估税年生效，人力市场保持紧缩，调高税率会影响外来人才流入。

他也预计今年7月调高两个百分点，2023年将举行总统选举，2024年下半年至2025年期间举行大选，时机具挑战。

为了保持收支的平衡，调高消费税已势在必行。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什么对策与出路？

因此最关键是把经济蛋糕做大，“如何让经济增长？找新的增长来源，如成为芯片枢纽、加密货币枢纽”。

根据他整理的数据，我国去年的三大营运开支是医疗（170亿元）、国防（150亿元）和教育（130亿元）。在2010年，三大营运开支是国防（110亿元）、教育（90亿元）和医疗（33亿元）。

过去10年我国政府的开支大幅增长，未来预计会继续攀升以应对人口老龄化和气候变化等结构性趋势。

此外气候变化愈来愈受到重视，这方面开支估计也会增加。

至于国家储备净投资回报（NIRC）能否贡献更高比率，他认为，储备金应该用于长期投资来赚取长期回报，或应对不时之需，而非应付经常开支。

“富裕人士容易转移资产，调高财富税最终可能导致税收减少。从政治角度上好看，但对财政帮助微小，甚至有负面影响。”

李忠兴说：“引入新税种或提高现有税率要仔细斟酌。最好的办法是扩大经济蛋糕。政府必须继续推出举措，协助企业数码化、创新和转型，保持竞争力、盈利能力和长期生存能力。将税收用于发展和高收益投资方面的财政审慎和远见，是长期增加税收的关键，做得好就会形成良性循环。”

60亿元援助低收入群体

调高其他税并征收新税种的利与弊

KPMG合伙人兼间接税主管蓝国城说，我国于2008年取消遗产税，因为它并未达到向富人征税的目的，反而影响中高收入阶层。此外，香港和马来西亚也取消遗产税。所以政府表示征收财富税须要更深层的分析，尤其考虑到我国作为亚洲私人财富管理中心的定位。

2007年7月1日，政府一次过将消费税从5％提高到7％，主要资助社会开支增加，包括实施就业入息补助计划（Workfare Income Supplement）。

去年11月二十国集团成员核准全球最低公司税率，15％的最低税率预计会在2023年开始实行。虽然我国目前的公司税率17％高于这个最低税率，但有些投资者津贴和计划意味着一些公司的有效税率低于15％。

华侨银行首席经济师林秀心受访时说：“政府减少支出的空间相当有限，但至少通过发售新加坡政府债券（基础设施）集资，或有助减轻一些负担。”

普华永道新加坡消费税服务主管合伙人许明强受访时也说：“考虑到我国人口老化和目前冠病大流行病所带来的风险，政府将优先考虑在医疗和其他社会需求方面的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