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早在1970至1980年代就曾通过借贷建造首条地铁线和樟宜机场第一搭客大厦和第二搭客大厦。不过从90年代起，政府主要通过经常收入和储备金资助大型基建项目，而且是在年度财政预算案中预先拨出全额费用。

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陈庆文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指出，随着我国经济已进入平稳增长期，有必要找寻新的资金来源应对公共开支的增加。政府接下来要发展的长期项目对于新加坡的持续成功及生存是必要的，并非形象工程（vanity project）。

他建议国会在立法时可考虑规定有关债券的发行须获总统批准，并在900亿元的长期借贷顶限之外，增设年度借贷顶限。

新跃社科大学商学院副教授特斯拉（Walter Theseira）向本报指出，我国一旦采用新的发债框架，就应当对大型基建项目采取更加审慎的评估，对个别项目的成本与效益给予更大程度的关注，因为我国将无法依靠高经济增长来显著地减轻将来的偿债负担。

特斯拉建议新法令明确规定政府在发债前须公布相关项目的成本与效益评估。

星展集团经济师谢光威认同，通过SINGA框架发债资助长期项目，在代际之间分配成本和获益，比由这一代国人预先支付所有成本更为公平。随着政府投入更多经常开支到医疗和教育来提升社会福利，能投入基础建设的经常收入已减少。

特斯拉：一旦采新发债框架
应更审慎评估大型基建项目

陈庆文：建议立法规定
发债须获总统批准

“基于低利率环境，以及需要确保我国基础设施获得更新及应对气候变化，在此刻推行SINGA是及时和有利的战略。”

王瑞杰前天已在国会表示，除了900亿元的顶限，新法令也将制定其他保障机制，让国会与公众审查。

副总理兼经济政策统筹部长及财政部长王瑞杰前天在国会发表预算案声明时宣布政府将在今年内制定“国家重大建设借贷法令”（Significant Infrastructure Government Loan Act，简称SINGA），发行国债资助包括新地铁线和应对海平面上升的基础建设等长期项目。

政府将发行最多900亿元的债券，资助未来15年的主要及长期基础设施项目，受访分析师认同在当前低利率环境下发债为气候变化等长期挑战做足准备，是及时和有利国人的发展策略。他们同时也呼吁政府制定充分的保障机制来管理潜在的财政风险，如发债须获总统批准及设定年度借贷顶限等。

陈庆文也警惕，新的融资管道潜在财政风险，若缺乏机制确保问责水平及财务审慎，将可能导致我国将来视借贷为资助基建项目的便捷之门。

华侨银行经济师林秀心则认为，新框架理论上可促进代际之间更公平分担成本及享有效益，然而具体却很难计算。

他说：“我们须意识到，即便项目能为社会带来显著好处，也不见得能自己赚取足够收入，达到自给自足（self-financing），例如抵抗海平面上升的海岸基础设施。这意味着我国将来可能须调高整体税率来偿还债务。此外，项目也须长期的营运开支来维持。因此我们必须很详尽地评估每个项目可带来的效益是超越成本的。”

林秀心建议根据国内生产总值比率制定债务顶限及设立独立审查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