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星期五（8日）在发布会上介绍，中国国务院今年9月已报告融资平台公司债务监测和改革转型情况。
他认为，为了遏制地方政府未来新增的隐性债务，一方面要对地方融资平台进行改革转型，另一方面也要强化地方政府自身的财政纪律。
隐性债务是地方政府在法定债务预算之外的债务，而地方融资平台是地方隐性债务产生的主要对象。
新加坡管理大学李光前商学院副教授傅方剑受访时指出，中国官方的10万亿化债方案能解燃眉之急，但如果要治本，则不能光靠举债，同时也要开源，找到长期稳定的收入是中国地方政府必须面对的问题。
他说，财税体制改革是中国可以走的方向，例如中国可考虑对存量资产征税、征收消费税等。这些方案虽然存在一些阻力，但政府在政策制定时可以根据地区或场合细分，如可以先对五星级酒店的高档消费征收消费税。
中国官方近年来力度空前的化债方案星期五（11月8日）经全国人大审核后落地，将在未来五年，合计直接增加地方化债资源10万亿元（人民币，下同，1.85万亿新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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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学者认为，在解决债务的燃眉之急后，地方政府要避免走上债务积累的老路，接下来应聚焦社会民生改善以拉动内需，并通过对地方融资平台改革，遏制新增隐性债务。
不过余虹指出，如果地方政府不改变原来通过卖地和基建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地方政府的债务仍会继续增长。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余虹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说，地方是中国过去二三十年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来源，但地方政府的手脚很大程度上被债务压力“绑住了”，化解债务压力意味着地方政府能轻装上阵，因此本次化债方案可以说是近年来“少有的大胆举措”。
学者：地方融资平台改革方向值得关注
余虹说：“未来中央和地方收入与支出关系的处理，会直接影响到地方财政的债务管理和纪律约束。要从根本上解决地方政府面对的债务困境，需要相关大改革的落实。”
他认为，转变发展思路一方面在于改善社会民生，增加居民就业机会和收入，减少民众在医疗和教育上的后顾之忧，进而拉动内需。与之相对应，中国过去以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指标为导向，未来也可转向更加侧重在社会民生方面的指标。
余虹指出，中国官方这次化解地方债，相当于帮地方融资平台兜底；但如果地方政府不和这些平台脱钩，未来产生隐性债务“是不可避免的”。
不过，傅方剑也指出，随着地方债务压力得到缓解，公务员降薪、企业项目款拖欠问题得到解决，民众的消费欲恢复后，地方经济也可能恢复正常运转。
中国财政部长蓝佛安星期五在发布会上公布，截至去年底，中国全国隐性债务余额为14.3万亿元。经过本次的化债方案，2028年之前，地方须消化的隐债总额将大幅降至2.3万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