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至2017年底，中国土地出让收入累计达到35万亿元（人民币，下同，约合7万亿新元），而用于农业农村的只占到30%，用于城市占到70%。
韩俊表示，只有城乡居民基本权益平等化、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居民收入均等化、城乡要素配置合理化、城乡产业发展融合化，带动农业全面升级，才能实现乡村的全面振兴。
他也说，在农村空心化、家庭空巢化以及农村老龄化日益加剧情况下，“房堵窗，户封门，村村不见年轻人”的现状在中西部随处可见。中国的农村何去何从，前途在哪里，令人深思。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何秀荣昨日在论坛上指出，中国城乡二元结构虽有改善，但并没有根本的改变。而且在发展的过程中，又出现乡村治理等新的二元结构，“城市治理与乡镇的治理差距远远大于改革之前。”
他指出，根深蒂固的城市中心化主义，使得资源配置、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向城市倾斜。他举例说：“城市的污水垃圾治理都有很多财政拨款，城市社区居委会的支出都是靠财政，而农村党支部说需要财政适当保障一下，却有很多人认为‘那是农民自己的事，为什么要国家财政掏钱’？”
城市中心主义之所以有很大的市场，主要由于“三农”（农业、农村、农民）对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贡献很小。韩俊说，“三农”在很多地方排不上号：“‘三农’工作说了好多年，说是‘根本’，‘重中之重’；但在很多地方，‘三农’是‘说起来很重要，干起来很次要，忙不起来不必要’。
中国的改革开放发端于农村，过去40年，中国粮食产量、农民可支配收入实现翻倍增长。韩俊表示，相对农村经济的成功，农村社会转型相对缓慢，乡村振兴过程中更多是社会、文化、治理，以及环境层面等问题。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国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昨天强调，中国要实现乡村振兴，就要把土地增值收益的“蛋糕”切出更大的一块，解决钱从哪里来的问题。
韩俊昨天在中国社科院国家高端智库主办的“改革开放40年与农业农村经济发展”论坛上表示，“取之于农，用之于城的局面必须改变”。他说，十七届三中全会、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及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对完善土地出让收入使用范围都有非常精确的要求。这些政策需要落实，变成可操作性的方案。
他说，14亿人的大国，城乡一定是长期共存。即便中国城镇化达到70%的峰值，仍有3亿到4亿农村人在乡村生活。只有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才能“让留在农村的留得安心，让进城的进得放心，各得其所，各显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