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认为“国进民退”或“民进国退”的争议是个伪命题，因为国家追求的是让所有资本最大限度地发挥效能，但关键是要允许公平竞争，不应人为认定所有制成分在经济总量中的占比，不应通过差异化政策来保障某种所有制成分的“控制地位”。
他解释，由于信息产业的平均成本高、边际成本低，互联网企业达到一定规模后边际成本会迅速下降，因此容易形成“赢家通吃”。届时，这些具有市场支配能力的企业，可以用不正常手段来限制竞争并自我壮大，因此有必要用公共政策来控制市场。
他认为，贸易摩擦将影响中国在提升创新能力方面同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合作，而美国毕竟还是全球创新能力最强的国家，中国如果单凭自身能力发展科研和创新，进展将会受限。
陈清泰也指出，中小企业的作用在中国的创新体系中被严重低估，不像在欧美被重视。中小企业的试错成本低，可以充当新技术、新产业探路者的角色，为大企业的技术集成铺垫。
与会的世界银行韩国办公室主任苏薰燮昨天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表示，中美贸易摩擦会拖慢中国创新发展的进度，而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成效，关键在于创新。
他指出，以产业政策来管理经济的弊端在改革开放后期开始显现。比如，行政性垄断未能减退，而市场壁垒依然存在；所有制歧视未能消除，市场主体的不平等被固化；企业市场进入和投资决策的权利未能到位。
苏薰燮上个月调任前，在世界银行北京办公室负责中国经济政策项目。他说：“创新和科研的性质是全球化的，这个趋势不可逆转。”
陈清泰说：“如今，我们已经进入创新驱动发展阶段，政府已经没有信息优势，最需要的是有效的市场竞争。目前，一些产业政策抑制竞争的负面效应，已经成为增长动力转型的障碍。”
非官方、非盈利学术平台“中国信息化百人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座谈会，探讨信息化时代所需的公共政策创新。
一向以支持市场经济著称的中国经济学家吴敬琏昨天表示，有必要用公共政策来避免互联网企业“赢家通吃”，在网络平台上形成垄断并破坏竞争。
（作者为《联合早报》）
吴敬琏承认，具体如何判断网络企业已形成垄断、应落实哪些规则来促成政府要求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等问题，确实很复杂，还需政策创新。他也说，由于网络平台是多边参与的基础设施，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因此政策必须保证所有公民和企业都能自由进入，并保障所有网络参与者在平台里的自然权利。
他指出，所有制歧视割裂了市场，国有企业和银行更倾向于在体制内进行交易，跨所有制的人才、技术、商品、产权等生产要素的流动遇到了非经济因素的困扰，降低了整体经济的效率。
88岁的吴敬琏在视频演讲中表示，中国信息化的蓬勃壮大是必然的历史潮流，但运作环境有待改善。“现在对于网络经济的公共政策过于粗线条”。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中共党组书记陈清泰昨天演讲时，则从另一个角度谈到公共政策如何间接造成信息化产业缺乏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