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这25年里经历了不同的阶段，“但把镜头拉远一些，我现在也只是处在其中一个阶段而已。人生就是顺着时间的河不断地往下走，每个阶段都会有不一样的状态和顿悟。我一直是顺着走，可能哪一天我突然想逆水而行也不一定。”访问结束前的这句“逆水而行”，很耐人寻味也叫人期待。
当时他和电视台的合约是一年拍一部电视剧 ，“我每一年回来都觉得自己很不一样，看到自己的改变和进步，内心是很开心很满足的。”
《任我遨游》是事业转折点
执导《意》的是澳大利亚导演托尼艾雷斯（Tony Ayres），戚玉武说：“无论我做什么，导演都觉得很好。他给了我很多空间去表达自己，慢慢地我越来越有自信。”
意识到表演应为“减法”
虽然有了自己的家庭，但广州的家人在戚玉武心中仍占着很重要的位置。问他离家25年的感受? 他说：“我并没有考虑值不值得的问题，是我选择要跟父母哥哥，甚至是整个家族走一条不一样的路。当然跟家人分开是一种牺牲，但也没有办法。”
演电影让他开窍
他慢慢领悟到自己的牵绊太多，“我担心得太多，担心观众喜不喜欢我的角色？担心我帅不帅？担心灯光和角度好不好看？结果表演变得很不纯粹。”后来他把这些杂念去掉，不再把得失看得太重，表演起来更轻松更干净。
“坦白说，第一次入围的时候真的很想拿奖，觉得可以光宗耀祖。我当初来新加坡，不就是为了这个吗？”之后他转换跑道去拍电影，就更想知道他少拍电视剧的日子里，是否被观众遗忘，“我很矛盾也不喜欢这种感觉，因为我演戏不是为了得奖，但又很想知道观众对我的反馈。”
他这么形容戚玉武：“几百场戏，没有助理，每天自己拎一个行李箱开工，里面是全集全套的剧本，每一个剧本上的每一场戏标注得密密麻麻！”包贝尔说，戚玉武从不迟到，没请过一天假，也没有给剧组提过任何要求，“给所有人搭戏搭视线，不拍他的时候，自己一个人坐在角落里像精神病一样默戏。”
但他也深知若是继续拍电视剧，自己只会原地踏步，“电影是唯一让我进步的机会。可是我心里其实没有谱，毕竟我将面对香港、台湾甚至中国大陆更强的对手。”
“我以前的表演很放不开，我一直问自己到底放不开什么呢？后来发现是怕观众不喜欢我，怕自己之后没有机会，但是越怕就越演不好。”
他坦言三次拿奖，心都是踏实的，“因为都是在我找到方向之后的表演。我在这三部戏中交出当时最好的表演，所以拿奖是开心的，也心安理得。”
戚玉武那个时期就像一块海绵，不断地吸收和进步，“更重要的是，我看到自己在表演方面的坏习惯和问题。原来表演是越干净、越纯粹越好。演戏应该是减法，但我之前以为好的表演是加法，什么东西都加进去，越复杂越厉害，其实不是这样的。”
但他同时也牺牲了其他东西，比如说钱，“很多人以为我拍电影赚比较多钱，但我当时是被减薪的。那是电视台第一次尝试让艺人去拍电影，所以公司也面对很大压力，付不了我高薪。”在电影圈发展了数年，星霖电影后来在2012年结束营业，戚玉武也重返电视圈。
戚玉武在2010年凭《走进走出》首次夺下视帝头衔，之后于2016年和2021年分别凭《志在四方2》和《我的女侠罗明依》获颁最佳男主角奖。
戚玉武在片场时时处在standby（准备就绪）状态，“当其他演员都坐在一边聊天说笑时，我就一直站着等，不过可能因为这样，会有人觉得我不合群。 ”这种认真的态度，让他在《扫冰者》（2000年）中多了曝光机会，“那时候我还是新人，在戏里演一个很小的角色，但我一直在旁边待命，因为这样，香港导演后来给了我一个特写镜头。”
让他记忆深刻的是，来到新加坡后没几天，广州的好友打长途电话给他，让想家的他当下哭了出来，“那个时候每天都心情低落， 想回家但又知道我不能走，我来这边是要有个新的开始，难道就这么回去吗？”
他还会不断地背台词，“我怕忘词，有时候即使在家里念了很多遍，但到了现场一紧张就容易忘词，我不希望NG被导演骂，所以会不断练习。”
他也在2016年累积了十座“最受欢迎男艺人”奖而获颁“超级红星”。他坦言对“十大”这个人气奖项的心态是矛盾的，一方面希望获得观众的喜爱，另一方面又不喜欢被奖项牵制着。
用功的演员少挨骂
他因为《任我遨游》第一次拿了“红星”十大最受欢迎男艺人奖，“那时候进入十大对我来说，是很了不起的事，因为拿奖的都是阿哥阿姐。但即便得奖，我内心仍是空虚的。”
后来他陆续拍了《881》（2007年）、《画皮》（2008年）、英语片”The Leap Years”（《誓约》2008年）和《锦衣卫》（2010年）等，“这些经验完全打开了我的视野，渐渐摸索出表演应该是怎么样，因为我看到很多优秀的演员，像陈冲、周迅、赵薇、甄子丹和孙俪怎么表演，看到他们对表演的要求和拿捏，如何跟导演讨论等等。”
但那次并非愉快的经验，甚至让他认定自己不够好，“光是造型我就做了不下十次，其实导演觉得我不适合，却一直以各种方式来拖延，让我非常难受。直到开拍的那天，我到了现场还在做造型。”
如今回望，戚玉武很确定当初的选择是对的，“让我演技开窍的，是我的第一部电影《意》。当时我的压力很大，因为没有什么信心，又遇到陈冲这么强的对手。”
戚玉武给人的印象是与世无争，不太在意名利，但他原来走过一段患得患失的路。
戚玉武在广州念的是体育系，梦想着有一天成为乔丹（Michael Jordon）却误打误撞来到新加坡成了演员，“我那时候当兼职模特儿，公司帮我报了名，我就以玩票的心态试一试。”
因此终于成为超级红星时，他松一口气，感叹：“不要再把我放在那样的情境里，让我单纯地演戏就好了！”
该剧的高关注度，让星霖电影公司向戚玉武招手，想栽培他往电影方面发展，“当时我面临瓶颈，一度觉得自己每天都为了拍而拍，没什么意思。就在这时候星霖找我为电影《茶舞》试镜。”
三次视帝荣衔拿得踏实
成家后感觉扎了根
曾害怕不被观众喜欢
戚玉武和白薇秀在2014年结婚，育有一对子女。成家立业让戚玉武对人生有了不一样的体验和看法，“以前总是独来独往，有一种没有根的感觉。虽然很早以前就在新加坡买了房子，但直到有了家庭，我才感觉自己的根扎得很深，整个人稳定了很多。”
即便后来有了经验，他依旧没有松懈。与戚玉武在2017年合作《欢喜猎人》的中国演员包贝尔就曾赞过他是“可怕的演员”。
他1999年从中国广州来新加坡参加“才华横溢出新秀”，之后与新传媒签约。从懵懂的“广东之星”蜕变成“红星大奖”三届视帝，25年来他在演技方面的成长有目共睹，但独来独往的个性始终如一。刚入行的时候就有人告诉他，这般寡言木讷与这个圈子格格不入，但他没有多加理会，因为他当时的目标明确，就是要在新加坡做出成绩，衣锦还乡。
记者想象对演戏一窍不通的他会经常被骂，但他说：“坦白说我很少被骂，可能因为我在片场很努力很用心，态度也好，导演看得出我很想把事情做好。”
非科班出身让戚玉武刚入行时感到茫然，“那时候不知道什么是演戏，导演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他唯一知道的是自己没有退路，一定要做出成绩才回家。但什么时候可以回家？他心里根本没有谱。
他痛定思痛，在看清自己的不足后，决定往电影方面发展寻找突破口，“对于我来说是很大的冒险，因为我在开始走红的时候离开电视圈，万一在电影界发展得不好，那不是两头不着岸？”
因为害怕，戚玉武形容自己整个人“缩”了起来，“是一种自我保护的状态吧，因为觉得这里的人跟我很不一样。来了之后接触的都是娱乐圈的人，跟我在广州的体育圈很不一样，所以很难交到朋友。”
戚玉武在本地娱乐圈中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他总是安安静静却又自带气场，让人无法忽视。他话不多，总是笑得腼腆，不埋堆也不刻意讨好，一双欲语还休的眼睛，很容易把人吸进他的世界。这样的人看似不适合娱乐圈，却很适合演戏，因为他光是站在那里，就让人觉得有戏。
当时有记者甚至同行认为他不适合演艺圈，但那其实不是他原本的个性，“我在广州的时候不是这样的，我很活泼，仿佛有用不完的能量。独自在异乡让我感到孤独，而那感觉盖过所有的东西。”
这样的改变对他的表演有着直接影响，“它会呈现在我的表演里，观众能够感受得到，我也觉得改变很明显。”
戚玉武说自己开窍得迟，2001年第一次在《何日军再来》担任男主角时，他仍在懵懂的阶段，知道自己演得差，却不知道怎么进步。
跟陈冲一起演戏也让他觉得舒服，“我见识到她如何表演，也看到她工作的状态和方式。我开始感受很多东西，领悟到原来演戏是可以这样的，也不自觉地放松了，觉得舒服，有种回家的感觉。从那时开始，我对表演有了新的体验和看法。”
人在异乡“缩起来”
结果他过关斩将进了总决赛，独自来到狮城参赛。回想当年来到异乡的心情，他说：“很无助，很害怕。那是我第一次离开父母来到陌生的地方，感觉所有的东西都要靠自己。”
25年前，戚玉武抱着有一天要衣锦还乡的想法，从中国广州来新参加“才华横溢出新秀”。当年青涩寡言的他，经历过摸索演技，患得患失的日子。转换跑道拍电影，他领悟到演戏应该用“减法”，顿时开了窍；与白薇秀结婚组织家庭，他终于有了扎根狮城的感觉。25年后，他继续顺水而行。
2004年的《任我遨游》对他来说是事业的转折点，“这部戏让我受到很多关注，明显感觉到自己红了，开始有很多影迷。但其实我心里知道自己的表演并不好。”
记者问戚玉武花了多少时间适应新加坡的生活，如何克服思乡等种种困难，他淡淡地说：“我从来都没有克服，因为不知道怎么去克服。周围的环境越来越熟悉了，可是内心的失落和空虚是没有办法弥补的。”他当时心里想的，是如何生存而非生活，“但我做对了一件事，就是没有回避问题，而是坦诚地接受现实。我也没有改变自己，或刻意装活泼去迎合这个圈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