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数外贸工厂一路来都按照订单模式运作，客户下单后，工厂只须按要求生产，设计都是现成的；发展国内市场对产品开发、设计都会有要求，但长期专注做外贸的企业，有自主品牌和自主设计能力的极少。”

消费“接棒”外贸　须提升低收入群收入

从事汽车制动设备生产多年的李正顺告诉记者，他的公司以前年销售额近2000万元（人民币），出口占比超过30%，今年上半年，受疫情冲击，出口业绩只有去年同期的五分之一。

冠病疫情导致各国进入“封城”状态，消费需求骤降；防疫措施则让外贸运输受阻，物流成本高涨。中国外贸企业自今年3月，承受海外疫情带来的二次冲击，很多命悬一线。中国官方近期持续出台稳外贸措施，提出“出口转内销”等政策，是否足以托底外贸，挽救举步维艰的中国外贸企业？

另外，国内市场是否有足够空间消化原本面向海外的产能，也是很多分析人士不看好出口转内销的原因。

最大难题：短时间内难打开国内市场渠道

各个行业中，与抗疫物资相关的医疗仪器及器械，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等产品的出口逆势上扬；鞋靴、箱包、服装等消费品则都是显著萎缩的行业。

和谢源比起来，另一些外贸企业就不那么幸运。

中国特稿

中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王军向《联合早报》分析，中国外贸主要集中在产业链中低端，更多是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一旦外贸下跌过快，不仅会导致经济增长放缓，也会让失业增加，尤其是农民工、中低收入者的就业会受到冲击。

3月底以来，浙江、广东等外贸大省连续传出有服装厂、制鞋厂因客户取消订单而停产，要求员工放假的消息。

中国官方近期提出“出口转内销”，试图把原本针对海外市场的产能导向国内市场。上个月，国务院发出“支持出口产品转内销的实施意见”，浙江等外贸大省随后也相继出台相关政策。

今年广交会期间，格兰仕以英语、日语、韩语、西班牙语等10多种语言，全天24小时直播，为处在不同时区的客户介绍产品，并通过VR技术，带各国采购商到公司新落成的工业4.0生产基地“云参观”，加强客户对企业生产能力的信心。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管理学院教授钱军辉受访时说，外贸企业要改变或转型并不容易，这和内贸成本以及行业竞争格局有关。

冠病疫情在中国暴发后，谢源几乎每天都给海外客户发邮件，向他们报告中国控制疫情的情况，稳住客户信心。

虽然不是自己的货，但消息还是让这名纺织品外贸公司负责人心里一颤。

消费支出目前占中国GDP约40%，该比率在美国达到约70%，显示中国消费市场并未饱和。但中国存在国民收入两极分化现象，人口中的主要群体依然处于较低收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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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下旬，中国各地逐步解封，她第一时间申请复工复产，希望弥补因疫情失去的时间。没想到工厂的机器好不容易转起来，国际物流中断、客户延后订单甚至取消订单的坏消息接踵而来。

运作存在差异 “出口转内销”知易行难

外贸影响近2亿中国人饭碗

不确定带来新商机

此外，外贸更关系到海外投资者对中国市场的信心。王军说：“中国目前接近一半的出口由在华外资企业完成，如果外贸表现不佳，势必影响外资对中国的信心。”

他对外贸复苏很不乐观，“国外疫情不明朗，那些品牌的商店不开，哪来订单？”

这场疫情也让一些企业下决心告别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的传统制造。

北京在2009年初组织百余家外贸企业参加“外贸大集”；一些地方推动“家电下乡”，发掘农民购买力；中国最知名的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也在2009年，首次开设出口转内销板块。

“企业都希望既有外国订单，也有国内订单，在灾难来临时东方不亮西方亮，但只有大企业或非常有竞争力的中小企业才能做到。”

好在除了欧洲市场，她还有一部分客户在疫情不算严重的澳大利亚，而且她出口的毛线产品在疫情期间满足了在家消遣的需要，销量没有断崖式大跌，公司得以在5月喘过气来。

在浙江经营一家电机设备公司的翁姓企业家受访时以电机产品为例说，美国、欧洲和中国采取UL、CE、3C三种不同安全认证标准，出口产品转内销必须重新申请认证，一些产品也得调整。

蔓延全球的疫情给外贸行业蒙上阴影，但企业面对的并不全然是困难，受访学者和企业认为，这场危机可能成为推动中国外贸行业转型的动力。

安徽一家纺织品外贸企业老板王雷受访时以成衣为例指出，出口转内销“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此外，部分产品国内外标准不同，例如欧美服装和国内服装的尺码标准、款式要求都有差异。

根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今年1月至5月，以美元计算的中国进出口总额下跌8%，出口下跌7.7%，进口下跌8.2%。

中国目前有超过30万家外贸主体，直接或间接带动就业超过1亿8000万人。

虽然中国经济对外贸的依存度过去10年已显著下降，去年货物进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1.8％，比2006年时的最高点64.2％减少了超过一半，但外贸萎缩造成的影响仍不容小觑。

格兰仕企划部部长游丽敏受访时说：“开辟数字化跑道也许就是未来的趋势，只是疫情催化了这一变化，对企业来说，这也是‘危’中有‘机’。”

在浙江从事服装生意的周辉（化名）受访时告诉记者，疫情全球蔓延，严重冲击当地服装外贸。据他所知，浙江宁波一家为欧美品牌代工的知名服装厂，因为疫情已裁减20%员工。

今年3月初，谢源（化名）听说同行一批近20万美元（约28万新元）的印花布在海上漂了20多天，因为乌克兰的港口封关，在抵港前被退了回来。

杨丹旭

“这半年好像坐过山车，起起落落完全无法控制，焦虑也没用。”谢源受访时无奈地说。

钱军辉说：“如果收入差距很大，大多数人收入很低，少数人收入很高，消费仍然会疲弱，因为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增加1元收入所增加的消费）比穷人低。”

李正顺对未来信心十足。“传统的零部件大家都能做，本身就是产能过剩，所以不如现在就开始做新产品研发，代替进口配件。”

前述翁姓企业家坦言，缺乏国内市场营销经验，难以在短时间内打开市场渠道才是最大难题，因为“国内市场也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大家都占满了”。

不过，对企业而言，跨越上述门槛并不足以让外贸企业找到出路。

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经济学教授朱颖受访时也指出，疫情不确定性之外，中美打了两年多的贸易战，以及近期因疫情、《香港国安法》等引发的西方国家对华不信任，很可能形成贸易部分脱钩的现实，长远上外贸的压力可能继续加剧。

周辉的工厂有500名员工，往年这时候工人几乎天天加班，赶制秋冬季服装。忙不过来时，他还得把一些活儿外包给其他小工厂。如今，工厂全靠国内政府采购和国内品牌订单支撑。

泊船锚地“船满为患”

新加坡太平船务集团执行主席张松声受访时指出，2008年金融风暴对欧美产生较大冲击，但此次疫情带来的影响却是全球性的。疫情之下，船运公司为避免船只抵达后无法卸货、空仓率较高等问题，必须调整航线。

没有货物要发送，大量航运船舶闲置，宁波舟山港等中国主要集装箱港口的泊船锚地甚至出现“船满为患”，不得不增设新的公共锚地，以缓解大型锚地资源紧张局面。

不过，受制于内销渠道有限、企业缺少自主品牌、内外贸结算方式不同等因素，效果并不理想。“出口转内销”再次被提上议程，阻力却没有消失。

公司目前正加大研发投入，例如开发配合新能源车、无人驾驶等新趋势，以及符合汽车行业对安全自动化更高要求的汽车制动配件。

张松声说：“现在要担心出现第二波疫情，美国现在的疫情和解封情况也很难说。疫情也影响人们的消费欲望，甚至可能长久改变人们的工作方式、出行安排和消费习惯，这些给消费和贸易复苏带来不确定，但也带来新的商机。”

公司内部培训、选拔出能“屏对屏”向老外卖货的营销人员，并把厂区的员工咖啡厅改造成直播间。

航运需求下降，但泛太平洋航线的运费反而上升至2019年以来新高。张松声说：“这也与贸易萎缩有关，航线回程的空仓率很高，尤其是欧美航线，航运公司因此得提高运费。”

广东顺德的民营家电企业格兰仕3月在看到疫情全球扩散后，立刻筹备面向海外的分品类、分时区直播，把原本通过参加展会、面对面营销的工作搬到云端。

业内人士也指出，国内与国际市场的运作规则存在差异，例如内销通常采取赊销模式，先拿货、后付款，对企业的资金流要求更高，外贸企业可能无法适应。

受益于“宅家经济”，加上企业积极开拓新营销模式，格兰仕今年上半年成功稳住出口业务，面向北美市场的微波炉和冰箱出口金额，甚至取得27%和40%以上的同比增长。

航运公司为了求生，也在疫情下缩减运力，裁撤航线船舶。据国际船运分析机构Alphaliner数据，6月第一周，全球闲置的航运船舶达521艘、261万标准箱。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全球贸易受挫，最差时期的运力闲置也不过152万标准箱。

中国总理李克强在今年两会的记者会上就指出，中国有6亿人的平均月入只有1000元（人民币，200新元）。有分析因此指出，消费若要“接棒”外贸，还得设法提升低收入群体的收入，释放更大消费潜力。

鉴于中国推出各项刺激外贸的措施，以及一些国家逐步“解封”，一些业内人士也对下半年贸易复苏，尤其是亚细安区域贸易和新兴市场的贸易回升有信心。

这并非中国第一次提出这个概念。2008年中国外贸面临类似困境时，官方也出台政策鼓励企业转向国内市场。

北京特派员

企业告别“双低”传统制造

为此，官方近期在政策上设法解决这部分困难，包括简化产品认证、企业办税程序；鼓励金融机构提供保单融资业务、加大流动性资金贷款等信贷支持。

他介绍，外贸成衣工厂转内销有两条路：为国内品牌代工或发展自主品牌，前者几乎饱和，后者则难以一朝一夕实现。

“所以稳外贸除了稳定经济这个传统意义，在疫情冲击下，也是稳就业、保就业的核心。”

疫情或成外贸行业转型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