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是剑桥大学政治与国际研究系博士生
原本，在石油经济繁荣时期，沙特得以通过上述两大发展模式实现国内稳定、保持地区大国地位。然而，自2014年下半年以来，国际油价持续低迷，经济结构单一的沙特收入骤减，资金链断裂，庞大的福利支出与对外支出难以为继，食利国制度与输出式外交的发展模式面临空前危机。
另一方面，对于日益“钱紧”的利雅得而言，降低政府开支的一个重要方式是进行外交收缩。然而，沙特新国王与新王储不仅不甘心原先提升地区影响力的投资付诸东流，反而积极推动外交扩张，试图在当前中东地缘政治变迁之际，加倍介入地区事务，从而增加与逐步解禁的伊朗开展地区争雄的资本。
一方面，鉴于沙特国家建立在“石油红利换取民众效忠”的契约之上，削减福利支出极易动摇沙特王室与瓦哈比派的统治基础，造成社会动荡乃至政治骚乱。正因如此，近两年来，萨勒曼国王不得不将削减能源补贴、提高水费的前水电部长阿卜杜拉·本·哈辛解职，同时不得不撤销降低公务员薪资的敕令，以平息民怨，巩固自身权力。
今年一季度，沙特阿拉伯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同比下滑0.5%，为八年来首次负增长。此外，据路透社报道，截至2016年12月，沙特央行的外国资本净额从2014年8月的7370亿美元降至5290亿美元。
总之，在油价回升困难的背景下，沙特很可能一时难以跳出发展模式的死循环。在推进“2030年愿景”这一宏大战略的同时，利雅得亟需变革近百年来形成的传统发展模式，制定短期实行外交收缩、中长期通过政治民主化改变食利国制度的计划。然而，从最近王室向美国军购3500亿美元与挑起卡塔尔外交危机看来，传统发展模式的改革恐怕仍是遥遥无期。
归结起来，沙特“2030年愿景”战略与近年来沙特的经济调整主要围绕如下方面：拓展非石油收入来源、推动经济私有化、吸引外资、削减国家补贴与公务员薪资。理论上，上述措施应当有助于沙特实现开源节流，但倘若该国传统的发展模式未有改变，此类措施恐怕难见成效。
至于输出式外交，即上世纪60年代以来，沙特凭借伊斯兰发源地的特殊地位与丰富的石油财富，向中东乃至伊斯兰世界输出政教合一制度与瓦哈比意识形态。具体来说，主要通过资助清真寺等宗教设施、伊斯兰慈善组织与政治团体，实现政治与文化输出。1970年代末以后，随着穆斯林兄弟会等沙特昔日盟友对其亲美政策大加指责，沙特也开始在其他伊斯兰国家扶植政治思想不同但利益一致的代理人。
尽管沙特王室近年来颁布“2030年愿景”、实行经济政策调整，但似乎尚未能从根本上扭转沙特的经济颓势。在国际油市前景悲观的背景下，沙特经济下挫拷问着该国推行近百年的发展模式。
为缓解经济与财政困境，近年来，萨勒曼国王与刚被册封王储的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实行诸多政策调整，制定了长期战略“2030年愿景”，并在2016年4月开始实施该计划的第一步骤。然而，时至今日，沙特的经济困局并未得到根本改变。虽然表面上，截至今年第一季度，沙特财政赤字同比下降了71%，但同期沙特的外国资本净额出现相同降幅，表明目前所谓的改革成绩，恐怕只是拆东墙补西墙的“虚假繁荣”。
自20世纪中叶人类进入石油时代、世界能源中心从美国转移到中东以来，坐拥巨大石油储备的沙特逐渐形成食利国制度与输出式外交相结合的发展模式。
于是，从启动也门“果断风暴”，到借助反恐名义、实为推翻阿萨德而出兵叙利亚，沙特的外交支出与军费开支不减反增。据世界银行数据，2015年沙特军费占其GDP的13.5%，达到872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三军费开支大国。
所谓食利国制度，指沙特大部分国家收入来自本土石油出口，而且沙特王室与瓦哈比派宗教学者将部分石油红利用于本国公民的福利支出，从而换取民众对沙特家族与瓦哈比派威权统治的认可与臣服。为此，沙特政府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并为公民提供免费水电、医疗、教育及高额的公共服务补贴。此外，该国将大多数公民纳入政府部门，从事技术要求不高、薪水待遇优厚的中低层公务员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