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过去170多年的历史历程，香港的成功可以说得益于“西方化”浪潮。从成为大英帝国的远东贸易壁垒后，香港即开始扮演“洋买办”的角色，而这个角色的真正辉煌是在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之后，中国逐步对西方世界开放的大时代。香港成为西方资本（港元、美元）、西方技术、西方人才、西方制度（法律、法规）进入中国的大通道。西方世界通过香港走进中国，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资金、技术、人才和制度，推动中国经济成长，加速中国现代化进程。同时，香港也享受到整个中国经济“西方化”的红利，实现经济腾飞，保持持续繁荣。香港近年的经济困境和社会矛盾，其根源实际是垄断性“洋买办”地位的丧失，“西方化”红利消失殆尽，传统支柱产业进入常态化发展。
香港当然具备这样的战略优势。在百年“西方化”过程中，香港业已形成一个庞大的中介服务系统，涵盖各个层面的专业服务，包括金融、法律、仲裁、会计、审计、医疗、工程、传媒、广告、公告、检测、教育、培训等，而且达到国际水平，为全球所认可。这套中介服务系统，既能得心应手地服务于“西方化”，也势必能够继续在“东方化”过程发挥巨大作用，就像一个兼容的移动硬盘，既可以插入“西方化”系统，同样也能驱动“东方化”系统。
从“西方化”桥梁转变为“东方化”平台，从提供单向服务到提供双向服务，这是香港的“再国际化”。但前提是香港主流社会愿意放下傲慢与偏见，真正认识到国际战略格局“东方化”的大趋势，对于中国推动的“一带一路”倡议具有足够的战略自觉，言而起行，切实从人才流、资本流、信息流的角度入手，主动谋划，补足短板，重新构建产业政策、人口政策、教育政策和房地产政策。只有这样，香港才能完成战略再平衡，迈向新的辉煌。
当世界进入“东方化”时代，拉赫曼带给香港精英的真正启示，在于香港能否进行战略再平衡，香港是否可以从“西方化”桥梁转变为“东方化”平台，从“洋买办”变为“华买办”？
昔日，香港是“西方化”桥梁，世界通过香港走进中国，也成就了香港过去数十年的荣景；未来，香港应该转过身来，扮演“东方化”平台，特别是成为“一带一路”倡议的综合营运平台，成为中国资本、技术、人才、制度走向全世界的通道，成为中国进入欧亚大陆、非洲大陆、拉美大陆的桥头堡和根据地，也势必有望创造自身的再次辉煌。
香港过去几十年的辉煌，得益于她是通往中国的“世界窗口”，是一座独一无二的“西方化”（Westernization）桥梁。如果说，昔日的辉煌是历史选择了香港，那在回归20周年之际，香港必须主动创造历史，审时度势，致力成为通往世界的“中华窗口”，成为一个无可替代的“东方化”（Easternization）平台，才能再创辉煌。
用这一“东方化”概念来审视当今国际地缘政治的范式转移（paradigm shift），特别是以大历史的宏观视野来观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所提出并积极推动的“一带一路”倡议——这无疑是当今世界“东方化”的主要推手，审视香港的战略地位，确实给人一种豁然开朗的通透之感。
拉赫曼绝对不是第一个“西方世界衰落”的预言家，也肯定不会是最后一个。不同的是，他不仅预言“西方对国际事务长达数百年的主导如今正在走向终点”，更以“东方化”概念以统摄世界格局的重大变迁；他不仅强调“经济实力的重心将继续从西方向东方转移”，而且强调“这种经济上的变化将转化为战略力量”。这一洞见的确令人耳目一新。
“东方化”并非一个新概念，但是用于国际政治，却是英国《金融时报》首席外交事务评论员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Rachman）首创。作为西方主流媒体中最有影响力的国际问题评论家，拉赫曼去年5月荣获英国最重要的政治写作奖——奥威尔奖（Orwell Prize），颁奖词称赞他对全球重大事件的深邃洞见，帮助读者在快速变革的世界中把握未来发展趋势。他最深邃的洞见莫过于他近年反复阐述的“东方化”概念，并以此为题在过去两年一口气写了两本书，去年8月的《东方化：亚洲世纪的战争与和平》（Easternisation: War and Peace in Asian Century）和今年4月最新出版的《东方化：亚洲的升起和美利坚的衰落——从奥巴马到特朗普再到以后》（Easternization: Asia's Rise and America's Decline From Obama to Trump and Beyond）。不管这两本巨著还是《金融时报》专栏，拉赫曼一以贯之的观点是：“经济和政治力量重心东移，西方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日子行将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