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在今年的纪念峰会上的目标，可能是竭尽所能地把涉及各方拉在一起，促成各方努力达成一项与《南中国海行为准则》有关的更强有力、更具体，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行动声明。由于新加坡不是声索国，并且不袒护任何一方，因此在推动旨在形成《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谈判工作上，居于极有利的位置。更何况，新加坡既和中国保持了长期的密切关系，也不是一个和美国有正式安全联盟关系的国家，因此是一个中立方。
2011年，第14届亚细安－中国峰会为了庆祝双方建立对话关系20周年发布了联合声明。其中的第9条列明涉及各方将“在取得共识的基础上，共同努力促成各方最终采纳《南中国海行为准则》”。
不管裁决对谁有利，新加坡可以促使亚细安在海牙裁决后发布联合声明，以反映亚细安的共同立场。亚细安不能再承受一次公开的意见相左，例如2012年在柬埔寨举行的第45届亚细安外交部长会议（AMM），就是因为南中国海纠纷而无法发布联合声明。这是亚细安有史以来的第一次。
在发布亚细安联合声明之前，各国必然要进行讨论，而这样的讨论将有助于其他亚细安成员了解文莱、老挝和柬埔寨与中国达成共识的意图，减少人们对这个组织进一步分裂的忧惧。在这个节骨眼上，亚细安的团结是很重要的，如果想要在接下来几个月与中国对话时取得任何进展的话。
尽管在本质上是多层面的，亚细安－中国对话关系显然会被愈演愈烈的南中国海纠纷喧宾夺主。在今后两年内，新加坡仍然得协调这样的关系。
在这一次的亚细安部长扩大会议上，其中一个具体成果可能是采纳新加坡外交部长维文最近提出的一项建议。这项建议主张亚细安和中国“共同努力拿出一套扩大版的《海上意外相遇规则》（Code for Unplanned Encounters at Sea），以避免在陆地和海上的误判”。
何远生（Shawn Ho）是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关系研究院区域安全架构项目助理研究员，本文原载研究院电子刊物《RSIS评论》。张从兴译。
第一个关键时刻，是海牙常设仲裁法院对菲律宾就中国对南中国海主权声索提呈的案件的终审裁决。这个裁决估计将于两个月内做出。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于2016年4月23日指出，中国和文莱、老挝和柬埔寨就南中国海领土纠纷达成了四点“共识”。它们同意这样的纠纷“并不是中国和作为整体的亚细安之间的问题”。显而易见，这个观点巩固了中国期望通过双边谈判，而非亚细安－中国对话来解决纠纷的立场。新加坡，作为亚细安－中国对话关系的现任协调国，今年可以在三个关键时刻，为涉及各方谋求共识做出重大贡献，而其最终目标是促成拟议中的《南中国海行为准则》（COC）。
在2016年，新加坡可以设法让亚细安显示团结一致，减少区域紧张和推动形成《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谈判工作。在这之后，新加坡将于2018年上半年，同时担任亚细安轮值主席国和亚细安－中国对话关系协调国。
第二个关键时刻是预定在海牙裁决后，于7月底举行的与中国对话的亚细安部长扩大会议（PMC）。由于这是所有11个国家的外长都会齐聚一堂的另一个场合，作为亚细安－中国对话关系协调国的新加坡，应该抓住这次机会，通过把南中国海纠纷设定成更宽广的亚细安－中国关系所面对的诸多问题之一，为缓和中国和其他亚细安声索国的紧张关系作出重大贡献。
在新加坡于2018年中完成任务交棒之后，下一个协调国将是菲律宾。基于菲律宾和中国之间存在着南中国海争议，在菲律宾任期内促成《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可能性不大。换言之，从这一年开始，取得突破的窗口将会缩小了。因此，作为亚细安－中国对话关系协调国的新加坡，应该善加利用这次难得的机会，争取为区域的长期和平与安全做出贡献。
第三个关键时刻，是为了纪念双方建立对话关系25周年，而于今年9月在老挝举行的亚细安－中国纪念峰会。与会各方都希望看到这次峰会在融洽的气氛中进行，并取得圆满成功。而其标志就是峰会能发布一项包括南中国海和其他课题在内的联合声明。
在亚细安部长扩大会议举行之前，新加坡将会参加定于5月份举行的第10届亚细安国防部长会议（ADMM），以及定于7月底（在亚细安部长扩大会议的前夕）举行的第49届亚细安外交部长会议。这两次会议可以让新加坡对不同亚细安成员国如何看待南中国海纠纷的最新立场和关注，有更好的了解。所以，亚细安部长扩大会议将是展示亚细安成员国的观点，强调与中国立场的共同点，同时把焦点放在亚细安与中国在其他更为积极与宽广的合作领域上的绝好场合。
诚如新加坡总理李显龙2015年7月针对新加坡扮演的协调国角色所言：“我们希望能尝试为亚细安成员国之间找到共同点，同时促成亚细安和中国更易于讨论……我们也希望能帮助亚细安和中国敲定更多合作项目……这些项目并不一定都是经济的，也可以包括人力资源发展和教育方面的合作。”
新加坡于2018年上半年在两个方面都“坐在驾驶位”，意味着它可以为推动亚细安和中国就《南中国海行为准则》进行谈判，做出最后的努力（假定当时各方还没有就此达成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