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经济方面对双方的好处更加明显：俄罗斯的复兴计划依靠的是能源，中国的持续发展离不开能源的保障；俄罗斯的经济转型相对单一，而中国的经济能力比较全面；中国有雄厚的财力和很强的消费力，俄罗斯有尖端的军事和工业技术。以往双方都过分依赖欧美市场，现在正好是调整方向彼此互补的最佳时机。
作者是德国时评专栏作家
而中国这边又是个啥光景呢？当时正值清军入主中原不久，阵脚尚未站稳。1661年顺治帝驾崩，八岁的玄烨即位，即后来的康熙帝。康熙圣明果敢，亲政后在内消灭跋扈的鳌拜权臣帮，在外成功平定吴三桂、耿精忠与尚之信的“三藩之乱”，并于1683年成功从明朝守将那里收复台湾。三年后，又派大将彭春率兵三千围攻雅克萨。俄军战败投降，被俘七百多人被遣返回国，剩下的四五十人拒绝返俄，康熙闻之大喜，一并收留了他们，并将其编入镶黄旗，组建了一支俄裔近卫军。
1689年“尼布楚条约”签订之后至今，中国被沙俄、苏联和俄罗斯占去的国土面积达588万平方公里。难怪1999年底中俄两国签订的《边界新约》，曾在海内外华人中引起很大反响和争议。当年被道光皇帝发配至新疆的林则徐，在觉察到沙俄蓄谋侵略中国的野心之后曾大声疾呼，告诫国人：“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吾老矣，君等当见之。”可惜，当他意识到这点的时候，已经离自己的死期不足几个月了。
中国逐步丢失的国土
问题是，现在的国际游戏规则已不同于荒蛮征服和掠地殖民的时代了，虽说还是强者为大的“丛林原则”为主，但国际法已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和承认，双边和多边协议不再是随手可掷的一纸空文。
首先，美国的“重返亚洲”和“亚太再平衡”战略打破了中国曾优先考虑的中日韩“东亚一体化”计划，对华的“岛链”封锁中短期内无望突破。北京于是不得不调整其外交重心，实施“西进战略”，重新打通海上和陆地的“丝绸之路”（“中巴经济走廊”、“中印缅孟经济走廊”、“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渗透并影响伊斯兰色彩很浓的中亚和西亚诸国。这样，中国既可以稳定和开发自己的西部地区，釜底抽薪清除恐怖主义隐患，又能把触角伸向美国的老根据地欧洲，最终达到与欧洲的战略联合。但要实现这个目标，绕过俄罗斯是不可能的。
写到这里，我们不仅要问，与这么一个给中国带来最大创伤的国家合作是否有必要？是否有风险？是否有前途？笔者分析如下：
苏共建政后，列宁口头宣布废除沙俄与中国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以此赢得了中国知识精英和老百姓的普遍好感。可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倒是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却没有把当年通过不平等条约占去的领土归还给中国。强人斯大林比沙皇还贪婪，先在新疆策划“东突”立国，之后又将其作为棋子与当时的民国政府讨价还价。
可由于中国东北地区人烟稀少，天气寒冷，所以，清军一撤，俄军就又扑了回来，最后干脆在那里建起了两座城池，一座叫尼布楚，一座叫雅克萨（如今两地均在俄罗斯境内）。清朝与其几经交涉未果，俄军滋扰和侵略的势头有增无减。
其次，中国大胆地引俄东进，既符合俄罗斯本身的利益，也符合中国借用外力阻挡美日攻势并收获东南海生存空间的战略。中俄两国的合作，呈现的是“背靠背”这一最佳自保和出击态势。而这一局面的出现，与《中俄边界新约》的签订不无关系。没有这份协议，俄罗斯与中国合作时顾虑将会更多；同时，中国的国力在可预见的将来还远无法收复失地，为了走出地缘困境，才有了当时签约的无奈之举。
对中方来说，这是一个“让步后的平等条约”，还算没有吃太大的亏；而俄国一直称其为“不平等条约”。一个半世纪以后的1858年，俄利用中国政府内忧（太平天国）外患（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困境，“出兵”调停，声称要“助华防英”，诱迫清廷与其签署了中国近代史上放弃国土最多的《爱珲条约》，令中国失地60万平方公里，还有40万平方公里被置于中俄共管治下。所以，俄罗斯一直认为是《爱珲条约》才让其收复了《尼布楚条约》中丢失的国土。
蒋介石出于内政的需要，答应斯大林外蒙独立的要求，以换取苏联停止支持中共的承诺和《中苏友好条约》的签订。苏联解体后，新俄罗斯虽然在西部和南部失去了大片面积，当年的加盟共和国纷纷独立，沙俄与苏联的版图在那边大大缩水，但在东方，它几乎毫发未损。
未曾料，清军雅克萨之役凯旋回防后，俄国人又撵了上来。清廷再次震怒，第二年派黑龙江将军萨布素重新攻打雅克萨，此役打得艰难，城池被围困了10个月，城内俄军几近弹尽粮绝，最后只剩下150余人。彼得大帝一看情势危急，赶紧派特使来尼布楚与中国议和，康熙帝这才令萨布素撤兵。1689年，中俄双方签订《尼布楚条约》，这是清朝与俄国签订的第一份边界条约，也是中国政府首次与西方国家签订的具有现代国际法水准的正式条约。根据条约，俄军撤出雅克萨，两国划定边界，整个外东北归中国所有。
2013年底乌克兰危机引发的俄罗斯与西方的正面对抗，以及奥巴马上台后美国重返亚洲计划造成的中美较量，使北京和莫斯科这两个之前若即若离的邻国结成了非盟国的盟国关系（“准盟国”）。受到西方制裁的俄罗斯在经济上渐显不支，在地缘政治上却在叙利亚打了漂亮的翻身仗；中国在南中国海受到美国的掣肘，国内经济又趋下滑，产能过剩，因而大张旗鼓地推动“一带一路”策略。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两国出于各自的利益，密切彼此的合作显得尤为重要。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中俄合作虽然有一定的风险和暗流，但总体来说对中国利大于弊，中俄之间的关系现在才可以说真正进入一个稳定的成熟阶段。
因此，《中俄边界新约》将来改变的难度会非常大，大到甚至不可能改变的地步，也就是说，在中国手里丢失的国土很可能从此永远地丢掉了，除非人类再次陷入大规模战争，国际格局再次重新确立。笔者不排除这一天会来的可能，但这一代人恐怕（或者说庆幸）是看不到了。
世界走到今天这一步，国家间的地缘关系分分合合，版图变化的背后充满着战略博弈和短兵相接。纵观历史，中俄两国除了上世纪曾经有过的那段“同志加兄弟”的蜜月期之外，几乎一直是冤家对头。即便在那个友好时期，斯大林也照样肆意蚕食和割裂中华国土，其作风和做法与沙俄相比只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然，国家和民族可以由弱变强，也有可能由强变弱。中俄关系的演变也证实了这点：你看，当年的老大哥，如今也不得不与当年的小老弟平起平坐了。这也就是咱们中国人喜欢说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吧。国际协议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特别是那些不平等的“城下之盟”最终也有可能被新的“城下之盟”所取代。
有句农谚说：“俄国不是一个国家，它是一个世界。”的确，打开地图，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它那傲人的面积。由于篇幅有限，笔者在此略去俄罗斯的早期扩张史，把焦距对准它与中国发生交集的17世纪中叶。当时，俄罗斯帝国得益于欧亚大陆平坦的地势迅速向西伯利亚东扩，触角伸向黑龙江流域，其锋芒被清军数次挡住。
与俄罗斯合作是否有必要
毛泽东说过：“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不仅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维护国家利益的关键所在。对此，那位曾两次发动鸦片战争并挑起克里米亚战争的英国政治家亨利·约翰·坦普尔·帕麦斯顿（Henry John Temple Lord Palmerston）有过更为精辟的总结，他说：“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这句话不仅是对国际政治最贴切的概括，也是中俄两国决策层作战略考量时的现实依据。
当然，中俄之间的准同盟关系也有软肋，双方的结合并非完美无瑕。比如在政治军事合作方面，尤其是在尖端武器以及石油天然气出口上，俄罗斯表现出了“两面性”，对中国还有相当的防范；在历史上，中俄有关领土争端虽已成过去式，但不能确保中国民族主义情绪完全湮灭，而俄罗斯也对中国民间资本大规模进入其远东地区保持警惕和怀疑。但所有这些问题或潜在的矛盾都没有冲击到中俄合作的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