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暴力信息泛滥与网络运营商未尽到管理职责有关。按照《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规定》，互联网平台应建立信息审核机制，实行先审后发；对有害信息应及时采取删除、屏蔽、关闭评论等处置措施。如果互联网平台尽职尽责，暴力信息就无法广泛传播。

今年以来，中国已发生多起恶性暴力事件。9月山东泰安发生一起校车冲撞学生事件，造成11人死亡，24人受伤；同月上海松江一家沃尔玛超市发生持刀砍人案，致三死15伤。有人将恶性暴力事件频发归因于经济不景气致使社会戾气上升。笔者不否认恶性反社会行为与经济不景气有一定关联性，但这不是主要原因。

作案者于案发前一天购买一辆新车，次日驾车冲撞市民。这说明作案行为不是一时情绪失控，或者属于偶发性，而是经过事先酝酿和谋划；其次，作案者很可能特意选定作案的时间及地点，以达成最大伤害之目的。可见，作案者对社会抱有极大的仇恨心理和恶毒的报复心理。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珠海驾车冲撞市民案件作出指示，强调要“加强风险源头防控，及时化解矛盾纠纷，严防发生极端案件”。确实是应该好好整治网络暴力信息这一风险源头了。

（作者是西南政法大学教师）

11月11日广东珠海发生一起驾车冲撞市民的重大恶性案件，造成35人死亡、43人重伤。虽然警方未公布案件的具体细节，但从媒体报道的信息看，这是一起蓄谋报复社会的恶性事件。

笔者认为问题出在社会舆论上。社会戾气上升源于网络上相当泛滥的侮辱谩骂、贬低歧视、挑拨对立、煽动仇恨等暴力信息。社会舆论对民众心理的影响是直接的。大众媒体是个体和社会之间交流的通道，大众媒体报道什么，民众自然就关注什么；大众媒体屏蔽某种信息，这些信息就无法进入民众的视野。所谓“三人成市虎”，人们总偏向相信广泛的社会舆论。网络上暴力信息泛滥，自然而然就导致社会戾气上升。

一个在网络上发表观点的人已成为公共舆论的发声者，事实上等同于握有相应的舆论权力。但这些发声者却未受过新闻的专业教育，既不懂新闻报道的标准，也不知晓新闻伦理准则。他们出于利益驱动、吸引眼球等动机，发布很多低俗、暴力和虚假的有害信息。

网络暴力信息泛滥还与执法部门执法不力有关。众多互联网平台上有大量暴力信息，但执法部门对此却没有开展大规模清理整顿。根据规定，对传播网络暴力信息的，可以处人民币1万元至10万元（约1859新元至1万8590新元）的罚款；造成严重后果的，最高可罚款人民币20万元。令人遗憾的是，笔者没有看过关于对互联网平台和暴力信息发布者依法处罚的报道。

社会经济对民众心理状态的影响是间接而非直接的，即只有持续且严重的经济衰退，才足以导致民众产生极度不满情绪和反社会心理。近几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为5%左右，处于中速增长期，远未到经济停滞或衰退的地步，更遑论经济崩溃。这种经济低迷状况还不至于诱发反社会的激愤情绪。

职业新闻工作者在握有舆论权力的同时，也承担对应的社会责任。如果一个新闻工作者发表有害言论，他会受到新闻协会的处罚甚至被公司辞退。普通人在互联网上发表有害言论，却几乎不用承担不利后果，即使是受到禁言和销号的处罚，也可以通过注册新号规避惩处。因此，他们发布有害信息时往往肆无忌惮。